17世纪中叶的东西方，天崩地裂，风云激荡。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明末农民起义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爆发，中国的李自成和英国的克伦威尔振臂高呼，拔剑而起，几乎同时与腐朽贪酷的专制王朝展开了殊死搏杀，各自成就了一番惊天伟业。然而，他们又带给中英两国截然不同的“革命”结果：李自成“革”了明王朝的命，自己却迅速夭亡，使入主中原的清朝仍然延续了明王朝的政治体制；而英国则以一种全新的制度“革”了君主专制的命，逐渐过渡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演变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暴易暴的怪圈式循环时，克伦威尔则带领英国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发展轨道，成为人类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领跑者。历经明末剧变的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被后来居上的英国用炮舰轰开了屈辱的、脆弱的国门。是苍天无眼，还是国运不济?通过对中英这两场群众运动的领袖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对比，我们可以窥见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流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然而，不同的革命斗争产生不同的领袖人物，不同的领袖人物又对革命产生不同的影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出身贵族，受到过良好的近代教育，尤其是在著名的剑桥大学接受过近代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启蒙。像他这样一个不为衣食所忧的人参加革命，必定会对政治抱有某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他机智勇敢，不但具有军事组织才能，还深谙政治斗争之道，在国王与议会的对峙状态中，他经常熟练地利用议会这个合法的公开舞台，同国王和封建势力作长期斗争。尽管克伦威尔只是一名乡绅，但却屡屡表现出蔑视王权、嘲讽当局的种种思想。他曾因故意不参加王室授予骑士仪式而受到政府的罚款处罚，又因拒绝上缴船税，被课以货物抵押的惩罚。在查理一世强烈尊崇专制主义、王权至上的时代，克伦威尔成为平民保护者和大众声音的代言人。直到矛盾无可调和，克伦威尔组建“新模范军”，坚定地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最终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使英国变身走向了共和国。
相比之下，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领袖李自成则是另外一种个人形象。他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教育，为地主放过羊，在驿站当过马夫。他是个典型的农民，具有贫苦农民的优秀品质。当上起义军领袖后，不嗜酒，不好女色，能吃苦耐劳，与部下官兵同甘共苦，因此深得部众爱戴。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反对专制皇帝和官僚们组成的封建政治结构，则必须反对专制王朝政府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他并没有走出封建王朝更替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不具备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战略眼光。
归根结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末农民起义在指导思想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分别于14世纪和15世纪兴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解脱了中世纪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克伦威尔等革命者不是为了修补破损的封建统治机器，而是把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作为革命对象，以限制王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发展为目标，要求建立一个与封建统治秩序全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新秩序。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则具有深深的小农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的斗争方式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田可耕，少交赋税。他们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但只要求换一明君，并没有能力变革封建制度结构。李自成深信“十八子(注：李)，主神器”的卦辞，以建立李氏王朝为奋斗目标。他提出“三年免征”、“五年不征”、“均田免粮”的口号，看似触及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根基，实则没有脱离封建王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策略。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场面激烈，血流成河，其剧烈程度远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相比，但对社会改造的深刻程度却正好相反。李自成头脑中并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思想，这就注定了他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新生，而只能是步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轮回。
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李自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不如历史上成功的流民皇帝刘邦、朱元璋那样从容和无情，对政敌发动无情的整肃和打击，而是在艰难、痛苦及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彷徨挣扎，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大顺政权在没有推倒朱明政权之前，其内部力量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但取得胜利后，它就陷入了一种迷乱的困境中：一方面专制政权要求权威和意志必须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原来起义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义，不仅不能造就权威，反而产生了掣肘涣散力量。
史籍反映，直到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集体议政方式。甚至在吴三桂降清、山海关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是召集刘宗敏等大将共商讨敌之计。在戎马倥偬的岁月，这是一种平等联合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基础上的，甚至包含了相当浓郁的江湖兄弟义气的政权结构。只要不涉及利益冲突，不涉及最高权力(皇位)的变更，这种基于共同奋斗目标的政治联合就可实现。
但事情并非如此。农民政权是完全按照封建王朝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基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基本上因袭了明王朝的一整套机构。除名称稍有差异外，它与明王朝的统治机构没有多少不同。李自成为了证明自己建国称王是顺天应人的事业，还借助神学、天命来神化自己。这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革命往往是自由的儿女，却是专制的父母。农民政权成立之初由于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就必须要改变起义军将士之间、兵民之间那种纯朴的较为平等的关系，实行严酷的等级制度和极权统治，以确保胜利的巩固和实现。
可惜李自成对这一点不但没有完全悟透，而恰恰是前后徘徊、进退维谷。《甲申传信录》、《再生纪略》等史籍记载，许多大顺将士对李自成登上皇位感到心中不平，都想取而代之。其实，出身赤贫阶级意识极强的李自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僧恶也在抵制其向封建帝王转化。它使得李自成在政权问题上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从而引起了起义军内部的新矛盾。由于新的权威无法建立，旧的感情无法维系，李自成集团最终离心离德，进入北京城后迅速腐化堕落，人心惶动，军心不稳。山海关之战后，起义军千里撤退，终致失败。
李自成的结局，使我想起了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重点探讨的问题：当革命摧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之后，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权威(绝对性)，作为一切权力的合法性源泉?阿伦特援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来说明这个悖论：“政治学的大问题，是找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之难，可以与几何学中将圆变方的问题相媲美。”
（文/王龙）
李自成向来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特殊的依恋，哪怕走上了起义道路，他还要常回家看看，所以陕北米脂至今保留着李自成行宫，可见李自成在陕北人心中有一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