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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起，东林党人就开始煽动三大仇恨：仇恨税收，仇恨内阁，仇恨宦官。由于仇恨是无形的，导致人人自危，明朝臣民之间各竖壁垒，自保为先，天塌下来也没人敢管，最终导致明朝统治集团内部执政能力几乎为零。清朝为对付仇恨遗留问题，下了很大的功夫。
东林党煽动仇恨税收，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临清市民为抗税，将税署烧了，还杀了三十七名税务人员。万历三十年（1602），云南又爆发了抗税运动，抗税的市民直接就把矿税太监杨荣丢入烈火中焚烧，还杀死了二百余名税务人员，万历要严惩，大学士沈鲤等人竭力抗争，极力阻止万历皇帝惩治暴民。为此，万历气得好几天不吃饭。甚至还发出了“荣不足惜，何纲纪顿至此！”的感叹。这证明万历是极其昏庸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有政治家的敏感，在东林党煽动仇恨的时候就应该严惩，因此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批评说，“东林党风扇仇恨满天下，人人龟缩，独上不知，何其不聪也”。
东林党煽动臣民仇恨内阁，是因为张居正主掌内阁的时候，权力达到了顶峰。东林党人煽动仇恨内阁，顾宪成对张居正尤其恨之入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万历皇帝废除一条鞭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顾宪成等人自以为站在了道德和真理的高地，得理不饶人。当时仇恨内阁到了什么程度呢？首辅王锡爵感叹说:“现在最奇怪的事情是，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顾宪成等人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发动自己的无知拥趸煽动仇恨呢？
《明史》记载：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这段史料很有意思，当时吏部缺部长，首辅王锡爵想任命罗万化为吏部尚书，但是司长顾宪成不同意，于是只好任用顾宪成推荐人选陈有年。顾宪成不仅可以越级左右首辅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他的能耐超出了司长的职权范围，这实在太明目张胆了。有这样的好处，顾宪成等东林党人，自然乐此不疲。由于煽动仇恨，内阁人人自危，各树壁垒，万历皇帝只有不上朝，才能免见这些浑身甲胄的内阁大臣。崇祯皇帝更是频换内阁达19次，换到最后无人可用。
我们知道仇恨具有遗毒性，那么对清朝又产生了哪些危害呢？其实清朝的内阁在本质上已经不是明朝的内阁，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即使有一点权力也被制衡了，而且朝中的文官也没有机会发动自己的无知拥趸煽动仇恨，因为满人的地位比汉人高，汉人因为地位低下，便没有了发展拥趸的机会。清朝的宦官也不是明朝的宦官集团了，只是相当于皇宫的一般服务人员。清初多尔衮架空内阁，顺治又特别堤防明朝东林党遗老陈名夏，加之内阁和翰林院互相制约，因此仇恨内阁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此内阁非彼内阁。因此仇恨内阁算是被收拾得妥妥的。
只有仇恨税收还存在仇恨遗留问题，清朝的顺治皇帝竟采用了极端手段。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苏州百姓，结果当场杖毙一人，激起苏州士人愤怒。当时的才子金圣叹因为同情农民，便写了一篇《哭庙文》，为农民鸣冤。结果呢？清朝统治者直接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的罪名判处金圣叹斩首，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哭庙案。
到了康熙，康熙可谓大手笔，明朝的仇恨遗留问题使人人自危，各树壁垒，整个社会冷气横行，长此下去，整个汉人聚居地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康熙的大手笔便是乘顺治暂时压住了三大仇恨，他使用高明的政治手腕，重新崇拜孔子，凝聚读书人，给读书人好处，让他们去宣传孔子的仁恕之道，一部《清史稿》，仁恕二字使用的频率是很高的，可见清朝重振万民脊梁，靠的是孔子的仁恕之道。康熙开博学鸿儒科，反抗清朝的人各种表演，康熙不仅不加罪，还给他们好吃好喝，给他们钱，让他们安稳的生活。孔子的仁恕之道在清朝被抬到了空前的地位。就这样，人民又安居乐业了两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