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楚争霸，齐秦强势，四大主要势力逐鹿中原，其他如郑、宋这样的小国，只能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选边站队。在此棋局中一步走错，大国将霸权不在，小国则国破民亡。
对于大国来说，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则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其内部稳定，才是立国之本；对于小国来说，其生存与发展皆存依赖，即无论是防御还是扩张，都在大国严格监视和控制之下。
特别像郑、宋这种本身实力有限、又身处晋楚争霸漩涡中心的小国，稍有不慎，将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固其对外政策更需要智慧和理性，才能为本国谋得生存空间。
郑国坚持“实用主义”，遵循“唯强是从”的对外策略
郑国只有“三流诸侯国”的实力，还处在晋楚争霸“风暴中心”的尴尬境地。因此，郑国子驷就曾感叹“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
弱国无外交，军事上拿不回来的安全与尊严，不能指望用盟约和辞令要到手。其实在外交上可供郑国选择的余地很小，子驷所谓的“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也不过只能为郑国在晋楚之间的摇摆得到道义上的支撑，郑国的对外策略依然不是由郑国决定的，而是由晋楚争霸的结果决定的。
晋楚争霸
在晋楚激烈的争霸中，郑国总是处于一种“被侵扰”的状态。形势比人强，郑国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让晋楚绝不能容忍郑国完全落入对方手中，郑国也只能采取“随风倒”的策略。正所谓“晋、楚争郑五十年，乍判乍服，唯强是从”，郑国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换取生存的空间。
郑国有识之士也非常清楚郑国的处境，如子产所叹“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更糟糕的是，郑国这种反复、无信的对外政策又会增加晋楚的不信任之感，从而加剧郑国处境之恶劣。
所以，郑国的“左右逢源”也就意味着“左右得罪”，当郑国地理位置越关键时，得罪另一霸主的代价就越高，特别是在晋楚发生强弱相对转换的时候，如“城濮之战”后，晋国实力占据上风，原本追随楚国的郑国非常恐惧，向晋国请降，晋国虽然准许郑国参加会盟，但在两年后还是兴兵伐郑，郑国差一点就亡了国。
楚庄王继位后，争霸优势又向楚国倾斜，郑国再次面临艰难的选择。正所谓“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郑国很快被迫卷入晋楚新一轮的争霸中。宣公元年，郑国倒向楚国，楚国趁机攻打陈、宋，晋国为救陈、宋而攻打郑国；宣公二年，郑国受楚国之命伐宋，而引起晋国报复，受到两次讨伐，郑国被迫又倒向晋国；宣公三年，郑国与晋国订立盟约，而同年夏，楚国又因为郑国投靠晋国而讨伐之。
《东周列国·春秋篇》楚庄王剧照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郑国饱受战争之苦，几乎年年都有战争，而郑国见风使舵的态度，终于激怒了楚国，最终楚国包围郑国三个月而攻下其国都，给予郑国最严厉的打击。郑国几乎亡国，连国君都不得不“肉袒牵羊以逆”，他们在国家利益上遭到了严重的损失，颜面扫地，狼狈不堪，毫无国家尊严可言。
若不是晋楚势均力敌，相互惮忌，郑国亡国已成定局。虽然在晋国的救援下，郑国能苟延残喘，但是十几年来兵连祸结，给郑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破坏，小国在霸主博弈下的无奈可见一斑。
即便在如此不利的处境下，郑国的外交策略依然有巧妙灵活的亮眼之举。最典型的，就是郑国敏锐嗅出晋悼公继位后晋国国力上升、即将在争霸中占据上风，以及楚国受到吴国制约无力北进的局势，而坚决地倒向晋国，为自己赢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郑国利用这一宝贵的机会，推进了一系列国内改革，如子产“作丘赋”。在追随晋国的时期中，郑国并没有完全臣服、丧失国家尊严，反而巧妙灵活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子产拒绝晋国实权大臣韩宣子索玉。
子产画像
表面上看郑国拒绝韩宣子的请求，是冒着得罪晋国的风险、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勇敢行为，但实际上郑国是很有智慧的，他们知道买玉是小事，晋国断然不会为了一块宝玉，就废掉与郑国同盟的关系。同时，这件事又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坚持原则”的做法可以树立郑国“虽在霸主强权下，依然能维护尊严和主权”的良好形象，让人知道小国亦不可小视。
郑国清楚地明白：霸主真正在意的，是郑国会倒向晋楚哪一方，是否可以顺利通过郑国控制的豫西通道，或郑国是否按时履行盟国纳粮、出兵、朝会的义务。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郑国毫无国家尊严，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属国的义务，如子产就曾表示郑国对晋国的绝无二心，而且郑国几乎年年都会出使晋国，还特别注意对待霸主的礼仪。
由此可见，郑国在“恪守服从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与霸主关系。换言之，郑国在“鸡毛蒜皮”却影响面子的事情上，高调地把“坚持国家尊严”放在明处；在关系到自己国运兴衰的问题上，该让就让，不惜一切代价，遵循“唯强是从”的对外策略。这种“实用主义”，显示出郑国作为小国的智慧。
宋国眼光老辣，对晋国死心塌地，却存在致命的失误
比起郑国的窘迫处境，宋国的处境更为宽松，对外策略的回旋余地更大。虽然在春秋时期宋国给人留下“郑昭宋聋”的不佳印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宋国在把握外交大局方面，亦是可圈可点的。
宋国在晋楚争霸的整个过程中，坚定地采取了“附晋抗楚”的策略，不会轻易地转换阵营。为数不多的两次投降楚国亦是情有可原的——多是晋国没能尽到盟主的责任。这是晋国负宋而非宋负晋，可见宋国依附晋国之态度坚决。
弭兵之会
宋国对晋国死心塌地，晋国也投桃报李，尽可能地尽到保护宋国的责任，甚至还将险要之地偪阳送给宋国。在晋国的全力支持下，另一霸主楚国不得不对“讨伐宋国”保持一定的克制，他们不直接出兵，大多借郑国之手伐宋。
如此一来，宋国便有了处理外交事务的余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弭兵之会”都是由宋国从中周旋、促成的。可见，宋国是很有外交智慧的，他们借“弭兵之会”，维护了本国的利益与尊严。
宋国的外交智慧不仅表现在此，他们在选择投靠对象时的眼光十分老辣，让人不得不佩服。早在宋闵公时期，宋国虽然原本一直与齐、郑为敌，且齐国在“长勺之战”中大败，但是宋国依然能敏锐地察觉到齐国的潜力，毫不犹豫在“长勺之战”的当年就开始追随齐国。终齐桓公之世，无论宋国国君如何变化，都没有放弃紧随齐国的外交政策，宋国多次参加以齐为首的会盟和征伐，成为齐桓公霸业的积极伙伴。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备受后人嘲笑的宋襄公虽然犯过“小国大志”的战略失误，但是在站队问题上依然毫不含糊。他不仅在早期跟紧齐国，而且在后期对晋国流亡公子重耳大力投资，为之后晋国救助宋国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晋宋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反观郑国，他们“不礼晋文公”，眼光比宋国逊色多了。
在宋国迫不得已归顺楚国后，他们如果嗅到晋国恢复元气、能与楚国一较高下，就会立即重新回到晋国的怀抱，并且听从晋国的指令讨伐郑国。由此可见，宋国“站队”眼光老辣，不愧为曾经天下共主的殷商后裔。
宋国在屡次押对宝后，亦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为霸主始终是春秋时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最能迎合霸主意志的宋国，也能够获取由霸主晋国分配给他们的部分利益。
《东周列国·春秋篇》宋襄公剧照
遗憾的是，宋国一路走来，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他们仍然存在致命的失误。靠近晋、楚、齐三个大国的宋国，虽然土地肥沃，地势辽阔，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弱国。按道理来看，弱国的实力有限，对大局的影响微乎其微，理应以追随霸主为主，但是宋国却经常会产生问鼎中原的幻想，从而撞得“头破血流”。
前有宋襄公妄想与楚国争霸，而在“泓水之战”大败；后有宋国以小国身份热衷于玉成弭兵，反而导致本国要增加对楚国的赋税；在战国时期，宋国更是不自量力地自立为王，结果被其他诸侯找到讨伐的借口，最终灭亡。由此可见小国、弱国处境的无奈与危险，稍有不慎便有亡国之祸，这就是韩非子所谓的“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