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农作物的玉米，竟然与资本主义的兴衰密切相关，在陈老师博古通今的笔下，玉米的价值更是跃然纸上。文中曾提到因为单一食用玉米而造成的疾病与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一年间的马铃薯枯萎病一起，成为欧洲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那场马. 4 b B * N 5 b铃薯的枯萎病，它导致了欧洲历史上自黑死病后最严重的饥荒，造成爱尔兰人口的大量死亡。
一八四五年，一种当时不为人知的病害使得爱尔兰岛的马铃薯受灾。这场t ; % ) z ~ – J Y灾害悄然而至，且来势凶猛，仿佛一夜之间，那些郁{ L % L { R 5 B郁葱葱的田野就变成“草木皆烂，荒芜一片Y s Q & f B U *”。当时的一名英国旅游者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在从科克（Cork）到都柏林（Dublin）的a [ D i F Q 7路上，我看见这种作物（马铃薯）花期正旺，应该会有一个好收成。八月三日，在我返回g z z g F的途中，却只看到腐烂的作物覆盖了广阔的原野。有好些地方，穷苦的人们沮丧地坐在他们被毁坏的菜园的栅栏上，绞着双手，悲痛万分，因为灾害刚刚夺走他们的食粮。N C s z ! 3 0 i #”（《马修致特里夫里安的信》，一九四O 8 J r x H X六年）一八四六年九月，估计有四分之三的马铃薯收成被摧毁，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人民而言，灾难已经降临6 i 4 w * ^了。
这场被称为“爱尔兰大饥馑”的灾难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爱尔兰的人口在一八五一年已经减少到六百g v U q . [ T六十万（《爱尔兰史》，一九七四年）。如果考虑到自然增长S y Z z，总的人口“赤字”达到二百四十多万。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饥荒中死亡的爱尔兰人约有一百一十万万（《爱尔兰大饥荒》，94页）。毫无e K A M J 5 1 %疑问，人口的锐减给爱尔兰社会带来沉痛的创伤；同时，大饥荒也给爱尔兰的语言——盖尔语以沉重的打击。十八世纪初期，英语已经在爱尔兰普及，但直3 3 ] l到一八四五年，还有四百多万爱尔兰人使用盖尔语。到一八五一年，这部分G & 5人已减h 5 ~ Q h – t v少了一半，原因在于人们在饥荒中死去或者移民海外。饥荒使得贫穷、落后和盖尔语之间画上等号，加速了盖尔语的消亡。到一九○一年，只有14%的爱尔兰人还在说盖尔语，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能说两种语言C 5 ( 0 4 C 8 ] #，且一般集中在西部的偏远地区。
大饥荒的另一个可见的影响就是移民数量的增加。在饥荒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但是从一八四六年末开始，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人潮不断涌向西部，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农业工人。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在饥荒和霍乱在h H : v i S 6 @岛上肆虐的那些可怕的日子% T A Z @里，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爱尔兰的人口在不断减少。约有一百多万人在饥荒期间离开a m o ( a $了爱尔兰（《爱尔兰大饥荒》，94页）。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也是使爱尔兰问题成为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国家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非常分明的起讫点。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取消合并运动、武装起义乃至立宪斗争等，都突然销声匿迹了（《爱尔兰史》，700页）。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一八四五年后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大饥荒所留下的深刻精神创伤如同幽X C 3 8 X @ @ +灵一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 e e v V + E 1 !欧洲国家。
关于这场灾难的原因，大部分爱尔兰史学家认为英国应该为此负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英国具备强盛的国力和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这场灾难，可惜当时只关心谷物牲畜出口的英国人并不关注爱1 ` S尔兰人民的死活。在饥荒的高峰时期，当岛上到处6 O 4 W ! B T %都是吃不饱肚子的穷人时，“爱尔兰的码头上还堆满了一袋袋的玉米，准备出口到英格兰去”（《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U – 界》，242页）。而且少得可怜= 6 e的赈灾物资和救援工作也因为管理不当和中饱私囊而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总之，爱尔兰人民认为是英国政府的野蛮剥削和T + ( j 7 c不负责任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英国的政治家和民众却认为爱尔兰人应该为自己的灾难负责。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 U x %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他们认为? 2 w W $ t j袭击爱尔兰的“灾难”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认为大灾难是上帝对信奉天主教者的惩罚。总之，确信饥荒源自上帝的旨意是英国人的基本想法。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导致爱尔兰出现这场灾难的原因很复杂，涉及诸如土地的分配、英国人野蛮的经济剥削、缺乏同情心以及无效率的救援工作等因素，还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气候、地理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最近读到《植物f I a . : G l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一书，深受I y V作者v i B 9 , n ~ 0 W对于植物与人之关系论述的启示，其实所有这些c ? t所谓偶然因素构成的那座大厦，其根基却是建立在一种W E = & Y c w R植物之上的，更为确^ v Y ) n切地说，是建立在一种植物与一个民族的关系之上。也可以说，爱尔兰人民对马铃薯的严重依赖埋下了这场灾难的种子。
当马铃薯于十六世纪末首次到达欧洲时，它要找到一个落脚之地是不太容易的。问题不在于欧洲的土壤和气候（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证明是非常适宜马铃薯的生长，至少在北部），而在于欧洲人的头脑。绝大部分欧洲文化对马铃薯仍是持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即使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新来的植物比起其他任何农作物能够在更少的土地上产出更多的粮食，总的看来，欧洲人认为在这种新植物里面人类的文化含量太少了，而没有进行过重建的自然含量太多了（《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 + [ H g ,世界》，209—210页）。
但是爱尔兰却偏偏是个例外，马铃薯非常合乎爱V $ . C g尔兰人的口味。如同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爱尔兰的文化、政治和生物环境对于这种新植物都是再8 k S Z ,适宜不过的了。谷类植物在这个岛上长得不好，而小麦几乎不能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