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著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上面这段话出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近代历史学界的最高权威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关于人们对清朝的“误解”其实有很多，现在如果去找十九世纪末外国人拍的北京市民的生活可能还会触目惊心，但是关于清朝的穷困与落后的原因，很多人云里雾里甚至把它归结于历来王朝皆是如此，但情况还是略有不同，今天就来通过中西方第一次正面接触来看看清朝的背后到底暗藏了什么。
明朝中后期，隆庆开关（持续百年的倭寇问题此时已不存在），中国的的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以至于后来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大批白银甚至成为了明亡的重要原因，伴随着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逐渐开放，大批的传教士和外国商旅也来到了明朝开关的城市，并在惊讶之余感叹明末百姓生活的富足（仅限于沿海），而这些传教士和商旅通过记录口述不断传回欧洲，最终在十七世纪掀起了崇拜中国文化与风尚的中国热，关于这一历史很有说头，但今天来看一下这场明末掀起的中国热止于哪里？
基于欧洲对中国的狂热崇拜，1792年，此时已君主立宪的日不落帝国的国王乔治三世派遣孟加拉总督马嘎尔尼率领大批使团出访中国，势要达成贸易协定。但可惜的是历史的更新换代，此时的乾隆已不是隆庆开关后的朱明皇帝了，而更像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末世帝王。下面来看一下未展开谈然就被乾隆勒令退回的使团的一些要求。
准许英国派遣使臣常驻北京；准许英国商人在宁波、舟山、天津和广东地区自由通商；
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与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在广州附近划拨一地，准许英商自由出入；
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间内河航运的税额；
准许英国人到内地传教。（康熙时期为了加强思想禁锢，废止了明末以来的外国传教士活动）
对于英国使团提出的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做出了明确答复，尔国所请“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并指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来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结果可想而知，谈然没开始就已经被撵了回来，而国王还被以“属国“的身份羞辱了，气倒是其次，但最重要的是这次不愉快的出访最终带回英国的信息彻底毁了中华帝国的形象，也结束了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而马嘎尔尼一路所见的都是贫穷破败与一个又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个体，老百姓完全像被洗脑了一样失去了活力，丝毫没有明末传教士书中所提到的那般活力。最终马嘎尔尼在愤愤而归后留下了下面这句话，
“大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它那巨大的身壳使邻船见了害怕，然而一旦无能之辈在甲板上指挥，那么整艘船就不会再有纪律与安全了。船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向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事实也正如马嘎尔尼预测的那样，不光是英国人，曾经瞧不上的日本最后也明白了这一点，被抗倭援朝打的三百年不敢动弹的日本最后拿琉球试了试水，发现清朝果然只是外强中干，最终克服了中国恐惧症，毅然发动了国运相赌的甲午战争。
清朝的落后有其特殊原因在其中，并不能单从封建制度找原因，毕竟任何制度都能在时代面前适时变化，而整个清朝却在几百年里在时代的浪潮中如死鱼一般，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后慈禧说的很明白，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犹如钱穆前面提到的，一个没有制度的满洲部落政权始终只关心的是那一小群满洲人的利益，康熙时期流放戴梓，不发展火器防止汉族人造反是这样，后来的闭关锁国亦是打着防止殖民者的幌子防范沿海明遗臣与外界勾连再来一次反清复明也是这样，之后的一次又一次文字狱更是是在“整肃”思想，乾隆焚书防止汉族人有思想不好控制同样反映了这一点，直到整个民族终于丧失了活力成为了顺民，整个国家成为了没有军炮只有歌颂领驼人伟大的号角的船舶。
当历史迈入了二十世纪，清末新政中在13个内阁成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占7人的“皇族内阁”还是私心在作怪。
一个人的私心会毁了整个家庭，而一个集团群体的私心同样也会毁了一个国家甚至整一个文明。戳心的盛世背后这阻碍进步的私心不得不令人唏嘘，但却又无可奈何，毕竟历史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会开一次历史倒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