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乞丐是其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一种。很多穷苦的失地农民在那个时代因为种种原因而变成了流民、乞丐。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耕地，所以，就只能以乞讨为生。虽然，大部分乞丐都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但是，同样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好吃懒做才沦落为乞丐。
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封建社会将乞丐们统一打入了下九流，将他们视为社会底层。
而封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什么人呢？是士绅和读书人。我们都知道，古代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但是，乞丐并不在其中。
因为，他们是失去了社会价值的一种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遭人白眼，被人随意欺凌。然而，我们翻阅历史之后就会赫然发现，有一个乞丐不仅不被视为不入流的下等人，反而被记录在了史书之中，名垂青史。这位不同凡响的乞丐就是清朝末年的武训。
作为一个乞丐，武训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从小生于贫寒之家，父母连名字都没有给他起，原名武七（因在家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大名还是朝廷下令赏赐给他的，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
所以说，武训最开始不过是个阿Q式的贫民，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失去了壮劳力的武家开始迅速走上破败之路，最终，武训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乞讨为生。
虽然，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但是，武训的内心却始终不愿意自轻自贱。年纪稍大一些，他就开始到有钱人家里做工，用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在武训辛苦做工的时候，与他同龄的孩子们却在私塾里读书。年少的武训一直很羡慕那些读书识字的人，但是，他没有上学的钱，也没有上学的时间。
封建时代，识字率不到百分之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识文断字的都会被人尊敬。但是，很多人却仗着自己认识字来欺骗不识字的农民，武训就曾遭受过这样的欺凌。
地主家里做了一本假账，并且，说已经给武训结清了工钱。武训不识字，自然无可辩驳。他虽然据理力争，但却被毒打了一顿，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经过这次惨痛的经历，武训终于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如果不能掌握文字，那一辈子都不会有出路。
痛定思痛，武训决定自己开办一个学堂，让那些和他一样出身穷苦人家的孩子们能够读得起书。
武训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属于被地主打坏了脑子之后的臆想。然而，武训却知道，这是他一生的事业。于是，从1859年开始，年仅21岁的武训开始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他放弃了到地主家做工的活计，开始在各地乞讨，并且，计划用乞讨来的钱开办义学，请先生来讲课。
可以说，武训在乞讨期间，日子过得越发窘迫，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就是她的真实写照。但是，他并不决定悲伤，因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梦想而拼搏。武训就这样用自己的双脚走了大半个中国，他每到一处不但乞讨，而且还学人表演。
他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江湖人士的杂技，于是，便开始给人表演，以此来获取施舍，等到四十九岁的时候，武训就已经攒了一大笔钱，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
光绪十四年（1888）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
光绪十五年（1889）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义塾。
山东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武训为了让自己的有更多的钱，开始学人放高利贷。之后，他用这种不正义的方法却获取高额收益。他自己是个穷苦人出身，所想的也是要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够得到读书的机会。可是，他却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放高利贷固然是一种快速积攒本钱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像他一样身份的人家破人亡。武训的出发点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放高利贷的行为绝对是错误的，为了让穷人能有出路，反倒让穷人家破人亡，这样的行为已经不能称之为伟大。最终，与他所培养、拯救的孩子相比，他破坏的家庭更多。
光绪二十二年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
“（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武训已经是乞丐之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甚至，可说是继朱元璋后最了不起的乞丐，但他的行为依旧不值得提倡。我们不必对他称颂太多，要客观的去看待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