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清宫剧颇为流行，我们看到大臣在向皇帝启奏时往往会自称“奴才”，“奴才谨奏”、“奴才遵旨”云云。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或许会说，称“奴才”比称“臣”更低贱。满清入主中原，以此来打击汉人的自尊，以巩固自己的优越地位。确实，在我们的印象中，“奴才”似乎比“臣”更卑贱。一种是主仆关系，一种是君臣关系。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
在清朝，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奴才”，只有旗人才有资格，汉臣即便是想称奴才都没有资格，而旗人的地位肯定是高于汉人的，所以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那么，既然旗人的地位比汉人高，还要自称“奴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其实“奴才”为满语“阿哈”（aha）的音译，阿哈即奴才、奴仆之意。我们知道，清朝在入关之前还是奴隶社会，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主仆关系，即阿哈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满清最著名的就是八旗制度，所谓的八旗制度，其实质就是一种主奴体制。
旗人中的包衣、旗下家奴，其身份均为家奴。所谓的包衣即是皇室、王公贵戚的家臣；而旗下家奴则隶属于一般的正身旗人，属于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其实不管是包衣还是旗下家奴，虽然身份有高低，但作为奴隶的本质是一致的，世代承袭，一朝为奴世代为奴。
无论是旗奴还是包衣，在自己的主人面前都自称“奴才”。在这里，“奴才”是一种私人领域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汉语中的“臣”，最初也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如在甲骨文中，“臣”的形状好像一个人被束缚起来，即“俘虏”之意。《尚书正义》注中曰：“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章太炎先生研究得出结论称：“臣本俘虏及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所以，从字源上来看，臣即奴仆，奴仆即臣，本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臣”是什么时候开始指“官僚”的呢？这还得从春秋战国以后说起，因为战国以后封建制解体，官僚制逐渐兴起，“臣”也有了独立的含义，即指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官僚。正如《礼记·礼运》曰：“仕于公曰臣。”《说文解字》言：“臣，事君者也。”
在儒家那里，君臣关系不同于主奴关系，君臣关系是一种基于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其人格是平等的。正如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荀子所言“从道不从君”。这是孔子及儒家对于君臣关系内涵的界定。在孟子这里则更为激烈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儒家的解释，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主奴关系已经变成儒家思想世界中的公共性的君臣关系。
此后，儒家的主张一直作为一种政治典范，规范着世俗的君臣关系。其核心可以用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来概括。然而，随着秦制的建立，君尊臣卑成为一种绝对的君臣关系，之后“百代皆行秦政法”，基本都是外儒内法，君臣关系背离了儒家传统。
只有在宋代的君臣关系才有向古典儒家自觉回归的趋势，正如文彦博所言“与士大夫共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自觉体现。用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
到了明清时期，君臣关系恶化到极点，与主奴关系无异。明代可以随意折辱士人，肆意实行梃杖，对知识分子毫不尊重。清代则对汉人猜忌，旗人自称“奴才”。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乾隆此意本是为了想要表明自己对于满汉一视同仁，并不存在歧视之意，但越描越黑，背后还是折射出称“奴才”显得更亲近。这也无怪乎满清臣子争先恐后的自称“奴才”。
清朝君主要求旗人自称“奴才”，即是表明旗人与自己是一种“你属于我”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恬不知耻的汉人竟以此为荣，也是想借此表明心迹：自己也是皇帝的奴仆，效忠于皇帝。这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那里是不可想象的，即便皇帝干了一件不符合儒家要求的事情都要谏诤，更何况要求臣子以“主奴关系”自况呢？皇帝胆敢有如此要求，大臣定当以头抢地尔！
而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古典儒家主张的君臣关系不复存在，已经沦落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毫无人格尊严可言。其实，这时自称“臣”还是自称“奴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其本质都是奴才，而奴才的本质就是没有生命自主权。从这点来说，宰相和乞丐是一样的，在绝对的君主专制下，他们的生命可以随意被剥夺，因此都是奴隶，只不过是得宠的奴才与不得宠的奴才之间的区别罢了。
吊诡的是，到了清代突然变得魔幻现实起来，人人以自称“奴才”为荣。这不得不说是文明的一次倒退，君臣关系从最初的主奴关系经过古典儒家的阐发，变成一种基于人格平等的公共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到了清代又回归到一种原始的奴隶社会残存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不得不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