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但照片往往是谎言。 在照片上看到的并不一定是镜头前发生的事情。 在历史上一些最为人熟知的照片背后，隐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ーー有些是悲剧，有些是令人振奋的，但所有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
1 胜利日之吻
这张《胜利日之吻》是·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摄的照片可以说是二战时期最具标志性的照片之一。 当它被发表在《生活》杂志上时，它几乎立即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艾森斯塔特声称，他亲眼看到这名水手抓住“他能找到的所有女性，并与她们接吻”。
这张照片发表后，这些人的身份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第一个声称自己是护士的女性是幼儿园老师伊迪丝·肖恩，但身高147厘米，很快就确定她太小，不可能是照片中的女性。 直到乔治 · 门多萨的身份通过匹配伤疤和纹身得到确认，才找到真正的护士。 接着，乔治认出弗里德曼是他吻过的护士。
照片拍摄的那天，乔治和他的妻子丽塔打算去电影院看电影，在照片的背景中也可以看到丽塔。这张照片后来被批评为对性侵犯的麻木不仁的描述，因为人们认为格里塔不同意接吻。格里塔否认了这些指控，坚称“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2 硫磺岛竖起国旗
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被认为是历史上被复制次数最多的照片。 照片中有六个人： 四个在前面(Ira Hayes，Franklin Sousley，John Bradley 和 Harlon Block) ，两个在后面(Michael Strank 和 Rene Gagnon)。 这些人是同一个连的，他们刚刚从日军手中夺取了这座山。 这不是第一面在折钵山上升起的旗帜，但是第一面太小了，所以该连被命令升起一面更大的旗帜，“这样整个硫磺岛上的每一个连都能看到它。”
其中的三个人——斯特兰克、索斯利和布洛克在国旗升起后不久就去世了。 斯特兰克是他们中最年长的，他是第一个死的，死于友军的炮火。 另三名幸存者——加格农、海斯和布拉德利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在照片中受到的关注。 海斯变成了一个酒鬼，在战争结束10年后去世了。布拉德利为了逃避公众的注意，买了一家殡仪馆。 另外加格农利用了这个名声，但很快就变得默默无闻，1979年在做看门人时死于心脏病发作。
3 等等我，爸爸
《等等我，爸爸》是摄影师克劳德·德特洛夫于1940年10月1日在加拿大新威斯敏斯特拍摄的。当他看着不列颠哥伦比亚兵团在街上行进时，一个后来被认定为沃伦·伯纳德的小男孩逃离了他的母亲，最后一次向他即将参战的父亲杰克道别。这张照片立即获得成功，并在战争期间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每所学校。
值得庆幸的是，杰克 · 伯纳德在法国打完仗后平安回到了家，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他和他的妻子伯尼斯在他去英国的途中又生了一个孩子，她对他参军的决定很不高兴。 后来怀孕以流产告终，战争结束后不久两人很快离婚。 现年79岁的沃伦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这段婚姻“在战争结束后几乎就结束了” ，他的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和他们一起生活。 伯尼斯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于1950年再婚，而杰克再婚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于1981年去世，享年75岁。
4 信念与自信
《信念与自信》是1958年由威廉 · 比尔拍摄的一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 它描绘了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警察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国新年游行中互动的场景。 这张照片非常受欢迎，登上了《生活》杂志，并成为 DC 男孩俱乐部的标志。 这张照片拍摄时，艾伦 · 韦弗当时只有两岁，他正试图接近彩色的中国龙和令人惊叹的烟花游行。
当时，韦弗的父亲驻扎在日本。莫里斯·库里纳俯下身，告诉他要确保不要靠得太近时，韦弗问他是不是海军陆战队的。莫里斯在当时候对警察部队来说还是一个新人，加入警察部队是因为他的父亲、祖父和两个叔叔都在警察部队服役。1974年，库里纳成为警察局长，在第二年退休之前，即1977年的哈纳菲围攻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韦弗继续过着相对正常的生活，后来搬到加州，成为奥森·威尔斯的私人助理，然后适应了他的职业，成为一名照明顾问。韦弗和库里纳都把这幅画挂在他们的起居室里。
5 兹比格涅夫 · 雷利加
这张获奖的国家地理照片由詹姆斯 · 斯坦菲尔德于1987年拍摄，描绘了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 · 雷利加在一个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后跟踪病人的生命体征，而他的助手则在角落里休息。 移植手术耗时23个小时，使用的是极其过时的技术。 当时，虽然波兰的免费医疗体系帮助了数百万人，但由于缺乏资金，该国也面临紧张局面。
雷利加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心脏病学工作，并在华沙讲课，但也曾在纽约和底特律学习。 他是波兰最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之一，被誉为医疗技术的先驱。 他完成了美国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1995年，他成为第一位利用人类尸体上提取材料制造人工瓣膜来移植人工瓣膜的外科医生。 后来，雷利加离开了医疗领域，成为了一名政治家，在波兰参议院工作了12年，并担任了两年国家卫生部长。 他于2009年去世，享年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