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是一个统称，较为正式的官职称呼是丞相。
确切地说，丞相制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的，不但废除，还严格命令后世子孙们不许复立此位，如果大臣有胆敢奏请说立者，就说明有异心，应处以重刑。
为什么朱元璋这么“恨”宰相？表面上的原因是胡惟庸谋反案，实际上的原因是为了集中皇权。
胡惟庸挺有才，又是朱元璋的大功臣兼亲家李善长大力推荐的人，朱元璋就很给面子地让他当了右丞相，李善长告老之后，又提拔他为左丞相，古代以左为尊，左丞相是百官之首。
朱元璋如此优待，胡惟庸一开始非常感激，谨慎办差。但权力让人腐化，执掌权力的时间越久，欺下瞒上、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收受贿赂等事情自然而然的出现了。
徐达厌恶胡惟庸的奸恶，曾向朱元璋进言过，胡惟庸得知后竟然收卖徐家守门人谋害徐达，幸好没得逞；
刘伯温也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可信，据说胡惟庸因此怀恨在心，刘伯温生病，朱元璋派他探病时就趁机下毒，害死了刘伯温。
这两件事是不是真的尚有疑点，但胡惟庸利用职权之便欺瞒朱元璋，并运用不法手段为自家谋私利是事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些行为是朱元璋痛恨的，担心事发后被严惩，渐生谋反之心。
胡惟庸担任多年丞相，身边聚拢了很多亲信。他又借着姻亲和同乡关系拉拢李善长，李善长的态度模棱两可，不支持不反对，也没报告朱元璋。
这对胡惟庸来说是一种鼓励，因而加大了谋反的进度，派人暗中联系倭寇和元朝残余力量，准备里应外合，颠覆明朝江山。
但还没等行动，就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
胡惟庸的儿子“飙车”招摇过市，不下心坠马摔死，胡惟庸伤心之余不顾国法，杀了当时驾车的车夫。
丞相带头知法犯法，朱元璋非常生气，让胡惟庸为车夫偿命，胡惟庸百般求情，此事才得以幸免。他心中不忿，频繁与党羽们密谋，露出了一些谋反的痕迹。
要说朱元璋一点都不知道胡惟庸在干些什么，这不太可能。他要是这么糊涂，也无法在元末大起义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但明面上朱元璋却什么都没做。没多久，胡惟庸的党羽们突然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告发了他，一经核查，胡惟庸及党羽很快被诛杀，谋反大业到死都没正式开始。
然而，真正令朱元璋愤怒的，却是他发现胡惟庸身边有一张人际大网，诸多开国功臣、朝中栋梁都在这张网上。无论胡惟庸有没有谋反，这都是个危险的讯号，对皇权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朱元璋绝不容许葬送在大臣手里。于是大肆牵连，凡与胡惟庸有关的通通不能幸免，李善长本来可以逃过一劫，却因认不清形势，十年后还是被杀。前后共株连了三万多人，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肃清，杀得朝中人心惶惶。
而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感觉自己认清了事情的本质：不是胡惟庸有多坏，而是丞相这个职位权力太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意志不坚定的人根本把持不住。
况且，胡惟庸案也让朱元璋知道，一位丞相有多大的能量。可以说除了太子之外，丞相是离皇位最近的人，这一点是他不能容忍的。
所以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后，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进一步集中、加强了皇权，使得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丞相制的弊端很明显，处于这个位置，太容易玩弄权术掌控朝政。
丞相若是心术不正，遍结党羽、欺骗皇帝是轻而易举的事，到了骑虎难下的时候，不谋反也得谋反，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就算不反，也有可能成为朝中毒瘤。
丞相制的优势同样明显，一方面，丞相可以辅佐君王完成大量的政务，减轻君王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君权和相权自古就是统一又对立的，丞相的存在，对皇帝有着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使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手中大权。这也是历代雄主不允许相权过大的原因。
朝中有两种声音固然会产生矛盾，但当朝中只有皇帝一个人声音的时候，就代表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权力失去约束，很可能诞生商纣王、隋炀帝那样的疯子。
不过明朝避免了这种有可能出现的恶果，朱元璋废除丞相，朱棣建立了取代丞相职务的内阁。
内阁一开始只是参谋性质，土木堡之变后，开国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都没了，文官集团一枝独秀。作为文官集团的代表，内阁拥有了对抗皇帝的权力，实现了些许民主，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制度。
总之，明朝废除宰相制，是为了集中皇权。宰相制有利有弊，但明朝后来出现的内阁制，实际执行的也是宰相的职权，只不过把原本宰相的专权，变成了几个大学士的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