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驾崩。临终前，顺治皇帝将大清皇位传给了皇三子玄烨，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康熙大帝。同时，顺治皇帝安排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全力辅佐当时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
起初，这四人还能“遵循誓言，和衷共济”，但是原本排名四人中最后一位的鳌拜，权势不断提升，逐步开始专权施政，并与年轻的康熙皇帝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最终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终于扳倒了鳌拜，这个他人生中第一个对手，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此开创了一代盛世。
“康熙智擒鳌拜”的故事已然是家喻户晓，人们在佩服康熙皇帝睿智和果敢的同时，对于专权的鳌拜却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反复的进行着批判，在众多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鳌拜也被刻画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反派角色。权臣、奸臣、乱臣的帽子，就这样一顶又一顶的扣在了鳌拜头上。
但是纵观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皇帝继位到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集团倒台这期间的政治时局，不得不说，这八年是大清王朝最为困难，也是最为艰苦的时期，正是专权的鳌拜，几乎是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大清王朝，走过了这段最为艰难的岁月，而这一点却为很多人所忽视。
鳌拜
从“四大臣共同辅政”到“鳌拜专政”，这是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顺治十八年（1661年），弥留之际的顺治皇帝安排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其中索尼为首辅大臣。之所以安排四位外臣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也是顺治皇帝及其母亲孝庄太后充分吸取了多尔衮摄政专权的经验教训，因而没有启用爱新觉罗家族的皇室宗亲，而是选用了四位亲信大臣，目的就是通过“四辅臣担当国事，裁决庶务，入白太后（孝庄）”来保证皇权的稳固。
尽管索尼等人接到顺治皇帝留下的辅政旨意后甚是诚惶诚恐，但是在孝庄太后和诸位王公的劝说下，这四人还是接下人辅政的职责，并且在顺治皇帝的灵位前进行了庄重的盟誓：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觉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然而“四大臣辅政”并没有很好的得到贯彻和执行，相对应的是朝堂之上逐渐形成了“鳌拜一人辅政”以及后来的“鳌拜专政”的政治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要从这四大辅政大臣的出身说起。
索尼，满洲正黄旗旗人；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鳌拜，满洲镶黄旗人。
索尼
虽然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这个时候已经都归皇帝亲自统领，并且是共同位列“上三旗”的序列，可以说对外这四人的根本利益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是在他们内部，两黄旗与正白旗的矛盾自皇太极继位初期就已经产生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多尔衮专政时期的发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所以，在这辅政四大臣中，索尼、遏必隆、鳌拜很自然的就站在了一起，将苏克萨哈孤立了起来，因而苏克萨哈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其他三人的共同打压和排挤。
其实不仅仅是其他三位辅政大臣，朝中大部分官员对于苏克萨哈都非常的抵触，特别是首辅大臣索尼，是打心眼里看不上、也看不起苏克萨哈。
而这与苏克萨哈的经历密切相关。苏克萨哈出身于正白旗，曾经是多尔衮的部下，事实上苏克萨哈还是多尔衮最为信赖和倚重的亲信官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克萨哈在多尔衮死后，立马投靠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组成的清算多尔衮集团的阵营中，主动检举揭发多尔衮及其党羽，使得多尔衮集团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覆亡。而苏克萨哈也因为此，得到了顺治皇帝的喜爱，获得了不断的封赏，最终名列辅政大臣之列。
然而，以索尼为首的以及朝中大部分存有正义感的官员对于苏克萨哈这样“卖主求荣”的行为是非常的不屑，毕竟当年索尼面对多尔衮的威逼利诱，即便是生命受到了威胁也没有出卖豪格及两黄旗的同僚，这就使得索尼始终站在了苏克萨哈的对立面上。鳌拜和遏必隆在这个问题上也与索尼保持了一致意见，而苏克萨哈也明白这一点，所以苏克萨哈实际上是长期处于有职务无职权的状态。
除开苏克萨哈，剩下的三位辅政大臣都是出自于两黄旗。
要知道，正黄旗和镶黄旗，自皇太极登基后金大汗之初，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进行了“黄白互换”之后，一直作为满清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直属势力。可以说两黄旗无论是对内、对外都是始终站在一个阵营中，除了旗帜和衣服不一样，利益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索尼是首辅大臣，但是此时的索尼年老多病，长期处于告病状态，在朝堂之上的鳌拜就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其代言人和权力行使人，况且索尼和鳌拜本就自当年拥立豪格为帝时就已经结为了“八拜之交”，关系非常密切。
遏必隆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与鳌拜本就都属于镶黄旗。遏必隆的崛起更多的是仰仗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排第二位的额亦都的名望和地位，再加上遏必隆本就是有勇无谋，所以也是长期依附于同为名门之后的鳌拜，唯鳌拜马首是瞻。
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按照顺治皇帝的旨意，是要“四大臣共同辅政”，但是索尼年老多病、苏克萨哈备受排挤、遏必隆毫无主见，鳌拜独掌大权也就变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顺治皇帝留给康熙皇帝的，实际上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烂摊子。
尽管在四大辅政大臣内部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时间和机会去优先处理他们内部之间的问题，纵观当时大清王朝的政治时局，他们要面对的，或者说鳌拜面对的是一个去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
这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遍布南方各地的残存抵抗力量。
在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甚至是缅甸境内，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即永历政权的残余已经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残部进行了汇合，由孙可望统一指挥，威胁着清朝对于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湖北、四川交界的长江三峡地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残余夔东十三家依然没有被彻底消灭；为以郑成功为首的郑氏集团，依然控制着福建的台澎金夏，正在积极筹备准备收复台湾，并且与南明的永历政权形成掎角之势，直接威胁江南地区。
除了军事上的反抗力量，自多尔衮推行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禁关令、屠城令等“六大弊政”以来，满汉矛盾开始变得异常尖锐。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以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部分汉族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对于清朝统治的抵制和排斥也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的产生更是直接威胁到了王朝统治的根基。
而在外部反抗的越来越激烈的同时，大清王朝的内部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多尔衮专政时期，为了快速的实现清朝对于全国的统治，实行了对于明朝官员全盘接收的政策，这就使得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在官场上弥漫的贪腐之风非但没有得到根除，反而是愈演愈烈，不仅明朝的官员贪腐照旧，就连原本“单纯正直”的满洲、蒙古官员也迅速堕落。并且在多尔衮时期是满汉官员并座设官，使得清朝初年的官员队伍变得异常的臃肿和庞大，不仅办事效率极为低下，还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更为致命的是，整个国家经过多年的战乱已经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百姓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而清朝的财政状况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崇祯朝时期政府财政勉强可以破千万两白银，而在顺治末年，由于南方地区政局的动荡和人口的剧减，使得国库每年的收入只有八九百万两，朝廷处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的状态。
而这正是顺治皇帝去世后，康熙皇帝以及掌握大权的四为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这些问题的存在威胁到的是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一点上四位辅政大臣达成了共识，而鳌拜更是非常清楚的明白，如何处理掉这些问题以稳定整个国家的安稳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正是鳌拜的牵头努力，让大清王朝渡过了这段最为艰难的岁月。
鳌拜首先在军事上做出了重要的调整，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康熙刚刚继位后，郑成功被“逼得”率兵前去收复台湾，永历皇帝也被吴三桂勒死，孙可望投降满清，其余的反抗力量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而鳌拜等人也就此宣布“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对全国的军事行动进行节制。
按照鳌拜自己的说法：
“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
尽管鳌拜是行伍出身，又是“第一巴图鲁”，鳌拜并不像多尔衮一样，通过战争来提升扩充自己的集团势力，提升实力和影响力。鳌拜等人非常明白，这个时候的仗再打下去，国家的财政承担不起，并且还会遭到广大汉民族群众更为激烈的反抗和反对，将更加不利于国家的安稳。因而就此放弃了穷兵黩武的镇压以及向外扩张，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整顿吏治和恢复国力上。
在整顿吏治方面，鳌拜严格执行多尔衮在1647年颁布的 “四格六法”的官员考绩办法，通过考核不断淘汰不合格官员，提高办事效率。
“四格”是从“操守”、“政绩”、“才能”、“年龄”等四个方面对官员做出评价；“六法”是从官员的“不谨”、“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个方面考评、处理不称职的官员。仅1667年一年之内，鳌拜就将563名官员革职，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3849名，极大的精简的官员队伍。
鳌拜还专门颁布法令，监督地方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的施政，并且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要求“从重治理”。与此同时，鳌拜还一举革除了大清王朝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宦官势力集团——内官十三衙门，这也为大清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宦官干政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发展经济，恢复生产方面，鳌拜更是做出的积极而又巨大的贡献。
首先，鳌拜积极推行奖励垦荒，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湖广填四川”。
当年鳌拜跟着肃亲王豪格远证四川，亲眼见证了四川在经历了张献忠“人间地狱”般的统治以及大清与大西攻伐决战之后，已经是十室九空、民生继位凋敝的惨状。于是鳌拜下令：
“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通过鼓励、支持向四川进行移民开垦，使得四川一跃成为全国人口大省，同时为四川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就是鳌拜实施的“更名田”制度。
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下令：
“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
“更名田”涉及到的是两种性质的土地，第一种是明朝皇室和藩王的土地，第二种是无主荒地，将这些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行耕种，而涉及“更名田”的土地范围遍及全国共计有超过20万公顷，占到全国当时可耕种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因此，“更名田”制度在极大的缓解了满清政权统治阶层与广大农民矛盾的同时，也将有效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只不过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偏差，使得这项政策真正贯彻实施的土地面积不足一半，大部分都为执行政策的地方官员和八旗子弟中饱私囊了。
即便如此“更名田”依旧得到了史学界的一致肯定，也成为了鳌拜一生中在经济政策领域上的亮点，同时这也是鳌拜最后的高光时刻，因为在推行“更名田”制度仅仅两个月之后，鳌拜就被康熙智擒拿下了，“鳌拜专政”时期，也就此终结。
当康熙皇帝用他训练培养的布库少年们将鳌拜拿下，但是作为“满洲第一勇士”，被誉为“第一巴图鲁”的鳌拜还是挣脱开了控制，脱下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的伤疤，就连康熙皇帝都为之动容，最终将对鳌拜的死刑，改为了囚禁。
鳌拜一身的伤痕是他功勋的见证，从皇太极时期起，鳌拜便跃马扬鞭为大清王朝的一统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攻克皮岛，到松锦大战，再到挥师入关剿灭李自成、征讨张献忠，这些桩桩件件都少不了鳌拜的付出。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鳌拜不仅通过自己的战功替康熙他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了江山，更是用自己的努力扛着大清王朝走过了最为困难的八年时光，换句话说，也正是鳌拜等辅政大臣的共同努力，才没有让刚刚入关、立足未稳的大清王朝就此覆灭，这更是鳌拜一生最值得肯定的功绩。
只是鳌拜没有选择错了方式，最终才导致了自己的倒台。而在被康熙囚禁两个月之后，鳌拜便郁郁而终了。
年轻的康熙皇帝为自己能够除掉鳌拜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兴奋，并将其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件功绩加以炫耀。
然而，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终于明白了鳌拜的功绩与付出，但是碍于情面，只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将鳌拜的家人洗脱了罪名，进行了重新的录用。而在康熙去世后，雍正皇帝继位之后，更是马上为鳌拜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和地位，重新让其家人袭承其爵位。
就这样鳌拜重新获得了皇室的认可，也算是为鳌拜在清朝时期的名分做出了盖棺定论，看到这样的结局，九泉之下的鳌拜也应该会感到一丝欣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