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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供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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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供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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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供给保障

□王卫斌

长征路上,没有后方支援的红军一切供给只能取之于活动范围内的区域,或发动群众强制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赃物,或使用武力抢夺缴获反动武装的军需物资,或遵循自愿的原则向富人借贷募捐,或以现金实物向普通群众购买交换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所谓的“一打、二缴、三借、四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立足黔北、发展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中央红军两路纵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连克剑河、镇远、施秉和黄平。他们“没收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大批存货,不仅能够保障自己的供给,而且还可以分发给穷苦的老百姓”。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强渡乌江,顺利攻占黔北中心城市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核心。同时“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供给保障工作重心进一步向基层连队下沉,向先头部队前移,撤销了总供给部和运输总队,成立了军委先遣工作团。周恩来亲自找到先遣工作团主任杨至成,郑重交代:“我们越往前走,困难将会越大,红军的供给将会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筹物工作,把红军的供给搞上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不停地在川黔滇边迂回穿插。供给保障部门也跟着筹钱收物忙开了。

5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南。红军在首攻会理城时即遭到国民党川康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绕道而行,走进荒无人烟的川西北高原。长征最难处,不在五岭、乌蒙之艰,也不在湘江、赤水之险,“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他们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但是敌人无影无踪”。

打富济贫 取予有节

红军长征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这里生存环境之恶劣、群众基础之薄弱、民族矛盾之尖锐,让人难以想象。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取予有节,沿途群众也殚财竭力、守望相助。

针对川西北的特殊情况,各路红军进一步加大了争取群众、保障供给的力度。如在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之前,总政治部颁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申明:“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以顽强意志克服困难

长征路上,团结友爱、同心共济是长征进行曲的主旋律,在供给保障极度困难的非常时期,愈发凸显出红军相忍为党的不拔之志、舍己为人的手足之情。1935年6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从天全经芦山、宝兴,北上懋功、理番与红四方面军“抱团取暖”。这条路线长约千里,沿途人烟稀少、物产不丰,而且横亘着几座人称“生命禁区”的大雪山。中央纵队在天全通过购买、缴获,筹得了一些粗麻布和棉花,“这样每人至少可以做一件背心。这对抵御大雪山上的严寒差得很远”。在宝兴住一星期,“几乎一点粮也没有搞到,连续几天吃‘清汤’稀饭”。在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时,当地村民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大帮助,就是“每个人提供一根拐棍,以借力爬山”。

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不坐担架不骑马,拄着拐棍爬过夹金山顶。他在下山时突然头晕跌倒,兴国籍运输员邱长胜变戏法似的,从挑担里提出了一只火笼和一壶热茶。毛泽东喝了热茶缓过劲来,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苏区伟大人民的儿子。”红军队伍中,运输员和炊事员是公认的“苦差事”,红三军团有个运输员从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终究没能熬过雪山这一关,供给部长周玉成含泪接过了他的重担。该军团某连履险蹈危千百回,从未因饥饿而减员,却在雪山上累死了2个忙着照顾战友的炊事员。●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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