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有一个征服全球的扩张计划。在经历一连串不流血的征服后，希特勒认为，要实现夺取欧陆和世界霸权的目标，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他做出了“不流血再也不能取得新成功”的战略判断。然而，当他把目标转向波兰时，他考虑的并不是同英国和法国打一场世界大战，而是一场没有英法参与的有限的局部战争。5月23日，他告诉德军将领，德国的任务是孤立波兰，“能否把它孤立起来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决不能同时同西方——法国和英国——摊牌”。所以，1939年爆发世界大战并不符合希特勒的愿望。希特勒在1937年的判断是，德国可能要到1944年才具备打世界大战的能力，而德国海军的建设计划就是依据该时间表制订的。海军元帅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根据元首原先的断言，我们完全没有预计这场战争会在1944年以前发生。直到最后一分钟，元首还认为这场战争是能够避免的，即使这意味着推迟波兰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在所不惜……”
在制造危机和策划战争的过程中，希特勒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判断：他对波兰的行动不会引发英国和法国的干预，换言之，德军进攻波兰并不会引发世界大战。实际上，这一判断完全是希特勒的主观臆想，它既低估了英国和法国的实力，又误判了英国和法国的意图。
首先，希特勒错误估计了英国和法国实行绥靖的动机。在希特勒看来，英国人头脑冷静，思维理性，非常清楚战争将带来巨大损失，英国没有必要为了盟国的利益而卷入与德国的战争，因此张伯伦政府不可能向波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从德、奥合并和慕尼黑事件发展的既有轨迹来看，希特勒确实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英国和法国推行的绥靖政策，并不是全无原则的退让，更不是干脆利索的缴械投降，它只是英国和法国维持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只不过在前一阶段，这一手段与它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在英法看来，德国对奥地利和苏台德的野心，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德国越出日耳曼民族的疆界入侵另一个民族，令人难以接受。因此，当希特勒挑起但泽危机的时候，一向软弱的张伯伦政府毅然向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从而掀起了一场“外交革命”。然而，这种措施却被希特勒理解为对德国实施的“神经战”，认为英国在1941年之前无论是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实力都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英国人希望过两三年才发生战争。因此，英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履行这些安全保证。
其次，希特勒低估了英法决策者的执政能力。希特勒自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相信杰出人物的作用。一系列冒险行动的成功，尤其是慕尼黑会议上西方国家的让步，使他确信“英法没有什么杰出人物”。他认为张伯伦、达拉第太懦弱，面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他们至多对德国实行封锁。1939年8月14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军事会议上说，尽管要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就不能不冒风险，但他肯定英国和法国不会打仗。英国“没有一个真正有胆略的领袖，我在慕尼黑领教过的人物都不是能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人物”，英国和法国参谋总部对与德国作战前景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也会反对打仗。在此次会议上，他还十分详细地阐述了英国的优势与弱点，尤其是后者。在接下来的英、法、苏谈判中，英国和法国政府表现出来的三心二意更使他相信英、法的外交政策完全是软弱无力的。他认定，西方国家最终会在德国的行动面前退缩，而不是选择与德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8月22日，英国政府在获悉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之后声明，英国决心履行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不受德国与苏联达成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24日，张伯伦为了让希特勒更加相信英国援助波兰的决心，以个人名义致信希特勒，称“无论德苏协议的性质可能如何，都绝不能改变大不列颠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一旦德国进攻波兰，“英王陛下政府决心并且准备毫不迟延地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发生，其结果难以预料”。然而，这些警告对已经被先入之见主宰的希特勒没有产生任何影响。8月25日下午，希特勒接见英国驻德大使汉德逊，表示希望与英国签订协议，并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保证英帝国的存在，给予英帝国在任何方面的援助。希特勒显然以为张伯伦和斯大林一样，希望为自己置身德波战争之外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只要承诺保证英帝国的存在，张伯伦就可以向他的人民有个交待，从而不与德国为敌。但希特勒没有意识到，看清现实的张伯伦已经对他没有了任何信任，也非常清楚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称霸本身对英国就是最大的威胁。
其实，纳粹的高级将领们并不像希特勒那样信心十足。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空军元帅戈林都曾对希特勒的决定提出异议。他们根据情报判定，英国完全有可能不顾一切地履行向波兰提供的安全保证。德国一份备忘录也细致描述了英国的政治环境，认为英国在控制国内舆论方面非常成功，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很容易得到其国民的支持。一旦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张伯伦很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产生180度的大转变，转而采取强硬的态度，英国人民在舆论的引导下也将会支持政府的决策。但希特勒漠然视之，没有就急剧变化的英国对德政策做出正确判断。
再次，希特勒认为，时间对德国不利，必须通过战争确立德国的优势。希特勒认为德国享有军事上的相对优势，但这种优势将会随着英、法的重整军备和复苏经济而逐渐消失，认为“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在8月22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指出，进行战争对德国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德国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将战争往后推延。他说：“除了个人的因素而外，政治形势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在地中海，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争雄；在远东，存在着紧张局面……英国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法国的地位也在恶化。人口出生率在下降……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谁也不知道我会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要再拖延个四五年就不保险了。”另外，希特勒对第三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十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拖延战争会引起德国内部的动荡和分裂，从而削弱甚至颠覆他本人在德国的地位和权势。
最后，希特勒过高估计了闪击战的威力，忽视了战争的持久性。他非常看重新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新的作战手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他在比较了德国与英、法在作战能力（尤其是武器性能）方面的差异后认为，一旦盟军因波兰问题而卷入对德作战，德国可以依靠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和“闪电”战术，迅速攻占低地国家和法国，然后凭借其空军和潜艇对英国实行战略封锁，迫使英国投降，从而赢得在西线战场的胜利。在谈到英国的弱点时，他表示：“一旦英国的供应被切断，它就将被迫投降。因为粮食和石油的进口完全是要靠海军保护的。德国空军袭击英国不会迫使它投降。但是如果英国舰队被歼灭的话，它就会立即投降。没有疑问，突然袭击可以迅速决定大局。”
德国对苏情报工作的失败
希特勒的侵苏计划完全是一个主观臆想的产物。在制订侵苏计划前，希特勒先确定了一个战争目标，然后才制定战争计划。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希特勒狂妄的征服野心、他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他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仇恨，而德苏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几乎不在考虑之列。不管苏联的真实情况如何，德苏之战都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情报的咨询价值就微乎其微了。事实上，直到1940年底和1941年初，情报机构才听说了希特勒的侵苏计划，德军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和情报处长汉斯·皮肯布罗克（Hans Piekenbrock）前往伯希特斯加登会晤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l）及其助手约德尔（Alfred Jodl）。约德尔告诉他们，德苏战争夏天就要爆发，希特勒认为苏联在边界战斗之后就会垮台，参谋总部不需要整个红军的详细情报，谍报局只需要派间谍去观察边界上苏军的变动情况。由此可见，德国对苏联的情报准备很不充分，从而为其失败埋下了种子。
德国对苏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苏联的武官处与航空侦察。德国驻苏武官恩斯特·克斯特林将军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俄语讲得流利，熟悉苏联生活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沙皇军队打过仗，20年代初在军队部情报处研究过苏军。在1931-1933年德苏军事合作期间，他在莫斯科担任军事观察员，1935年10月起担任德国驻苏陆军和空军武官。但是，由于苏联对外交官的活动限制特别严格，他实际上搜集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他分析了大清洗对苏军战斗力的影响，认为“苏联的军队再也不是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并认为苏联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当德国进攻日期临近的时候，德国驻苏联武官处开始提供关于苏联地面部队力量的比较具体的数字。1941年4月22日，汉斯·克雷布斯（Hans Crebs）中校报告说：“我们估计苏联战时陆军的最高兵力（肯定还没有达到）为200个步兵师，芬兰和日本陆军武官最近向我证实了这个数字。”关于红军的训练水平，武官处认为没有多大改善。克斯特林在写给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Tippelskirch）的信中说苏联西部边界上大约有200万军队，但由于大清洗的影响，苏军的战斗力要达到以前的水平需要20年时间。
陆军在制定侵苏计划时，曾要求对苏联边境地区进行航空侦察，但希特勒担心引起斯大林的警觉，因此限制了航空侦察的频率和使用范围。直到希特勒决心征服苏联，这一命令才被撤销。负责德军航空侦察的西奥多·罗韦尔（Theodor Rowehl）侦察中队从东普鲁士和波兰上空起飞，深入苏联纵深200英里处进行侦察飞行。从3月27日至4月18日，苏联平均每天发现3架以上的德军侦察机。到战争爆发前两个星期，罗韦尔的侦察中队甚至对苏联的腹地进行了集中侦察。
罗韦尔中队拍摄的主要是苏联边境附近地区，最远到达基辅。1941年4月4日拍摄的13英寸见方的照片清楚显示了苏军占领的波兰东南部几个小城镇周围的炮兵掩体、反坦克堑壕和野战筑垒工事，但这些照片对全面估计苏军兵力的规模和苏联的工业潜力并没有太大帮助，主要原因是苏联幅员过于辽阔，而当时的照相侦察水平又太低，无论罗韦尔中队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把整个苏联拍摄下来。因此，罗韦尔的侦察中队虽然提供苏联边境地区的地形情况、经济情况和军事部署，为德军确定轰炸目标提供了依据，但对全面分析苏联的战争潜力和军事实力并无太大帮助。
由于无法深入苏联内部，德军对苏联的地形情报掌握甚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曾打到彼得格勒和基辅等地，但是苏联的天候和地形对机械化战争的影响究竟有什么影响，德军并不清楚。德国人甚至不了解这些地区的巨大变化，二十年前的村庄已变成了大工业城市，过去荒芜的大草原如今已成为精耕细作的千里沃野。克斯特林将军表示，只有通过在苏联领土上的实验才能理解这些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从事后角度来看，苏联的真正力量正在于其辽阔的幅员、恶劣的天气、原始的道路和吃苦耐劳的人民。利特尔·哈特指出，在苏联决定胜负的因素中，战略和战术尚在其次，最主要的却是空间、后勤和机械。苏联的道路大部分是沙土小径，只要一下雨，马上就会变成无垠的泥沼，这种情况要比红军的一切英勇牺牲都更足以阻止德军的前进。
无线电侦听和侧向在获得苏军的战斗序列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但狭窄的盆地使德国不能准确地找到苏联发射机的位置。在破译无线电密码方面，德国情报机构并无建树。由于缺乏技术性能可靠的电台，苏联侧重于使用电话或有线电报进行联络，德军信号情报机构无法侦知苏联内地的无线电信号，因此对苏联内地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1940年以后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后，德军在波兰南部地区可清楚地收到苏军的短波发报，从而弄清了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的苏军作战序列。“巴巴罗萨”行动准备期间，芬兰加入了德国阵营，德国得以分享芬兰破译的苏军无线电报。但是，无论是德国还是芬兰都没有破译苏联的高级军事密码。
情报搜集能力的缺陷必然给情报分析带来严重的问题。尽管情报分析人员可以通过评估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情报搜集所造成的缺陷，但是，过于缺乏的情报资料就使得情报分析人员在评估情况时只能过多地依赖于猜测，可靠性大成问题。在评估苏联的战争潜力时，德国情报机构犯了一连串的错误。
德国情报机构始终没有搞清苏联武装部队的总体实力。1940年8月，埃里希·马尔克斯（Erich Marcks）将军估计苏军兵力为171个师，包括其驻欧洲部分的117个步兵师，24个骑兵师和20个机械化旅。1941年1月1日，德军东线外军处出版了一本关于苏联武装部队的手册，承认德军对苏军战斗序列方面的情报几乎一无所知。德军估计，和平时期，苏军可能有300万人，到战争爆发时能扩张到400万人。实际上，就在东线外军处作出这份评估的同时，苏联军队已经达到4205000人。4月底，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承认红军兵力达到了德军参谋部认为是战时的水平，但即使在那时，他还是把当时红军的总兵力低估了七分之一，因为在发动入侵的那一天，红军的兵力为5005000人。这些数目不包括在远东的红军部队，德国人没有把它们计算在内，理由是不等到它们调回，苏联就已经被打败。到6月21日战争爆发前夜，德国陆军总部依然缺乏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苏军部队的准确情报。对苏联战略预备队的情况，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不清楚的。德军将领声称，德军情报机构“可能历来就没有用大规模的手段去解决情报不足的问题……缺乏情报是最后招致灾难的根本原因”。
德国情报机构估计的苏军装备情况也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希特勒估计苏联装备有1万辆坦克，但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苏军装备的坦克有25000辆。希特勒后来告诉古德里安，说“如果我知道你书中有关苏联坦克的数目是准确的，我相信，我就不会发动对苏战争了”。1941年8月，他对意大利外长齐亚诺（Cialeazzo Ciano）表示，如果他了解苏联有这么多的坦克，他也许就不会进攻苏联。1941年2月1日，空军情报参谋估计苏联有15000架作战飞机，其中大约有7500架配置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几个星期之后，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估计苏联欧洲部分只有5655架飞机，但只有60%作好了战斗准备，只有100至200架称得上是现代化的飞机。因此，尽管苏联在飞机总数上对德国占有6比1的优势，但是作好战斗准备的飞机的比例却是1比1，再加上德国空军的训练比苏军好，并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德军在空战中将拥有决定性的优势。
德军对苏联新式装备的情况知之甚少。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说：“我们对红军的装备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俄国人采取了精细而卓有成效的安全措施。希特勒拒不相信苏联的工业生产可能同德国并驾齐驱。我们缺少有关俄国坦克的情报。我们不了解俄国工业每月能够生产出多少辆坦克。“1940年苏联首次制造出重达43.5吨的KV1型坦克，远超德军的三型坦克和四型坦克，性能更优的T34坦克在三年前就开始装备苏军，其厚厚的前部装甲足以抵御德国装甲兵的反坦克火炮。
从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出发，德军对苏军的战斗力作出了过低的评价。希特勒和德军的高级将领们从心底里鄙视斯拉夫人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俄军的胜利成为种族主义理论的依据。一位德军军官著文指出，按照他的“有条理的日耳曼人思想”，共产主义已经腐朽透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苏联人甚至连日常文书工作都做不好。京特·布鲁门特里特上校在1940年就苏军的战斗力进行了一项评估。该评估认为，苏联军人的力量在于其“亚细亚式的冷酷的顽强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德国步兵师能够对付两至三个俄国步兵师。对此，希特勒完全表示赞同，认为“俄国人就是低劣”。这种乐观情绪影响了整个军官团，也影响了情报机构，以致于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去搜集苏联的情报。1940年10月东线外军处判断苏军的战斗力，结论是：苏军是个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而且可能是个劲敌，但它无力进行大规模机动。与德军相比，苏军在数量上占有2:1或3:1的优势，但估计其战斗力依然劣于德军。1941年1月1日，东线外军处出版的《关于苏联武装部队手册》明确指出，苏军不适应现代化战争，无法与一个指挥果敢的现代化敌军相匹敌。苏联目前正在采取的措施可能几年也许几十年都不会见效。1941年2月3日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上对苏军西部军区的总体实力有一个大致评估：苏军在西部有100个步兵师，25个骑兵师和相当于30个机械化师的装甲兵力。德军的数量没有这么大，但素质比苏军优越。由此可见，德军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到了素质优势之上。
苏联的大清洗和苏军在苏芬冬战中的失利进一步强化了德军对苏军战斗力的认识。德国军方报刊对苏联武装部队建设做过充分、客观的报道，但夸大军方领导人被清洗对苏军战斗力的影响使这些报道失去了价值。《军事周刊》认为红军的领导人全被搞掉了，但对苏军1938年在诺门坎战役中大败日军的消息却秘而不宣。希特勒认为，苏联是个内部分裂、外部孤立的泥足巨人。经过大清洗后的苏联军队像一尊无头的泥塑像。苏军在苏芬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苏联虽然在改组军队，但是，苏军的战斗力在一段时间内将会处于低潮，它们将经不起强大的德军的突击。他预料，1941年8月15日德军就会进入莫斯科，10月1日对苏战争即可结束，在一年内英国也会屈服。恩斯特·克斯特林将军警告过不要低估苏联的实力，但没有人相信。
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经济潜力的估计误差很大，这种误差甚至无法用统计数字的形式反映出来。由于苏联对统计数字极度保密，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经济的总体情况并不清楚，对苏联工业生产的细节和苏联重工业的东移更是一无所知。德国对苏联重工业的布局也不清楚。戈林曾指示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查清苏联的石油、工业和运输的情况，但这并不是为了准确估计苏联的战争潜力，而是为了“以后管理俄国”。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Georg Thomas）曾于1940年底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联经济的情报估计，认为如果德国占领了苏联的欧洲部分（不包括乌拉尔），就等于把苏联军事工业的75%和100%的光学精密仪器工业拿到了手。这份情报是根据陈旧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没料到它竟然成了希特勒决策的基础。到1942年，希特勒仍相信，攻占乌克兰和顿巴茨，切断高加索的输油线，即使不能毁灭苏联的经济，也会使之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