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的朝廷中，有忠臣，有奸臣，有权臣，有诤臣，还有谀臣。所谓谀臣，顾名思义，就是拍马屁功夫很厉害，靠阿谀奉承爬上高位的臣子。
在我国历史上，从来都不乏谀臣的踪迹，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这类臣子的身影。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和我们古代鼓励说好话的文化氛围有关。孔子说，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对那些尊长的人，不能说他们的坏话，那就只能说好话。偏偏现实很残酷，好话又很动听，古时候的很多君主，便沉沦在了这些谄谀之辞中。
当然，我们说的谀臣不一定是奸臣，他们个人能造成的危害可能有限。但如果君主宠信谀臣，会给其他人造成很坏的示范效应，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很快就会被阿谀奉承之人占据朝堂。所以一个君主对待谄媚逢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朝官员的能力和素质。
有见识的君主，能意识到官员谄媚逢迎的危害，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遏制这股风气。但也常常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能够在自己在位期间坚持这一原则的君主并不多，清朝的康熙皇帝算是其中一个。
康熙算是清朝能力最强的皇帝之一，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不喜谄媚逢迎。在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们非常尊崇中华民族的二帝三王，也就是对黄帝、炎帝，以及夏禹、商汤、周文王非常崇拜，认为他们是仁君圣主。
有一次，有个叫傅达礼的大学士给康熙进呈经筵讲章，里面有夸奖康熙“嫓美三王，跻隆二帝”的颂词。康熙觉得，讲章里褒扬皇帝虽然是定例，但说自己的功德超过古代的二帝三王，实在是太过夸张，说“二帝三王，岂朕所能迈且过哉？”于是批评了写颂词的官员，让他们修改后再进呈。那一年康熙才刚过20岁。
康熙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君主，不会被下属的溜须拍马冲昏头脑，所以终康熙一朝，没有哪个谄谀之徒靠拍马屁而登上高位。而与康熙比起来，继位的雍正皇帝，比他的父亲更不喜欢下属逢迎，见到拍马屁的奏折，甚至会重重惩处。
比如雍正登基之初，有一年黄河水突然变清，有个叫邹汝鲁的官员给雍正上奏，说新君即位，“旧染维新，风移俗易”，因为大清出现了雍正这样的明君，所以上天才降下了吉兆。
要是换了别人，听了这话可能大为受用，但雍正一听就火了。你说上天因为我圣明才有这样的吉兆，难道我爹康熙就不圣明了？为了杀鸡儆猴，雍正最初判了这位拍马屁的官员绞立决，后来格外开恩，让他去河工效力赎罪。
这件事也不是孤例，雍正在位期间，如果看到阿谀奉承的奏折，都会直接在上面朱批斥责，可谓是清朝最反感下属谄媚的君主。
后来的乾隆皇帝，则跟他的父祖不太一样。乾隆年轻时，也是非常虚心纳谏，不喜逢迎，但随着年龄渐长，加上国家正值太平盛世，他的心态也渐渐膨胀起来。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乾隆晚年时，安徽巡抚朱珪上奏吹捧乾隆的经学功底，说什么“刊千古相承之误，宣群经未传之蕴，断千秋未定之案，开诸儒未解之惑。”把乾隆捧成了千年难遇的经学大家。乾隆表面上说这些赞扬有点太过了，但其实心里很受用，还表扬和赏赐了朱珪。
到后来，乾隆更是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还让人总结他一生的十大功绩，自封为“十全老人”，其洋洋自得之意，溢于言表。也正因乾隆有这样的喜好，给了谀臣们很大的生存空间，所以在乾隆朝出现和珅这样的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