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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司马谏议书》是一封书信，而实际上是一篇驳论性的论说文，它反驳了司马光对改革的责难和攻击，坦率地陈明自己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的原因，理直气壮地辨明是非，委婉地指明司马光反对新法的实质，表达了革新进取和坚持政治原则的可贵精神，显示了高超的论辩艺术。北宋中期、社会矛盾尖锐，豪强势力恶性膨胀，西夏不时骚扰边境。朝野有识之士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提出了不少改革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宋神宗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春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中枢机关。新法以理财、整军、富国、强兵为原则和目标。这种改革虽然是在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巩固封建王朝的前提下提出的，但在客观上起到“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新法的实行，抑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和豪强的特权，激越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抗，爆发了新旧两派的竟争。吕海、范纯仁，苏辙等保守派人物都参与了反新法的合唱，而谏议大夫司马光的反对尤为激烈。他不遗余力地诋毁新法、攻王安石。他利用代替神宗皇帝起草“批签”的机会，诬慈青苗法引起了“黎民骚动”；他纠合韩琦、程题等台谏官员上书弹劾王安石；他挑拨王安石与其助手之间的关系；他拒受枢密副使职务、表示不愿与王安石合作，以此要挟神宗。同时他于熙宁三年写了一封长达三下四百多字的《与王介甫书》，对新法进行全面攻击，软硬兼施，要求平安石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就是王安石给司马光的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全文由三段组成。
第一段指明与司马光分歧的原因，并说明复信的目的。王安石在收到司马光来信后，曾先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来作实质性的答复。这封信，已失传。本文是对司马光再次来信后的第二封回信。王安石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开诚布公地指明他们政见不合的原因是由于根本政治主张的不同。“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所以第一封回信里没有作具体的答辩。继而用“重念”二字转折，现在决定“具道所以”是因为你对我“视遇厚”。显然这是客气话，实际上是因为司马光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而对他的一再挑战，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辨明是非。第二段，反驳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和攻击，这一段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提出以名实是否相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其次，以名实为标准，就对方指责“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罪名，连用四个“不为“否定判断性的排比句，针锋相对地 以反驳。再次，剖析“怨诽的原因，以及对待“怨诽”的态度。怨诽之多，根子不在改革，而在一些士大夫们的身上，一针思血，击中要害。接着用盘庚迁都的史实为证，赞扬“度义而后动”的慎重态度和勇往直前的革新精神，借以表明自己决不后退的决心和信心。第三段，揭示分歧的实质，表明自己的态度。作者并非狂妄自大而拒绝一切批评，只要助上泽民，他从善如流。但断然拒绝“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的要求，表现了作者的坚毅与魄力.最后两句结尾，是旧时书信照例的客套话。全文三个段落，首先指出分歧的原因，进而辨明分歧的是非，最后揭示分歧的实质。如剥春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其中第二段辩明是非，是文章的主于，重点十分突出。理直气壮，绵中藏针，是本文的显著特色。例如对“侵官”的反驳。王安石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干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上面，“受命“于皇帝；中间，朝廷有所议论而最后确立；下面，授命于有司.这样设立的“置制三司条例司”，完全合法合理，循章办事，无懈可击，“侵官”之说当然不能成立.又如“拒谏“，其矛头直指王安石本人。他直翻了当地回答：这是“辟邪说，难王人。“排斥错误的言论，揭露巧辩的坏人，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的辨驳，针锋相对，理直气壮，这是对一个为首的政敌的原则斗争，因此，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但是这位政敌，很受皇帝信用；在朝廷很有影响；又是自己十多年的同僚熟人；这篇实质上的驳论又以书信形式表达。因此，在表现形式上是针锋相对而不箭拔考张，是理直气壮而又不以势压人。
对司马光的批评，也不是任情斥责，恶语相加，而是委婉讽谏，含而不露。总之，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显示出王安石的态度，坦率真诚，有理有节，把提分寸，恰到好处。因而使文章又具有绵中藏针，柔中寓刚的特点。例如，书信开头，以“所操之术多异”亮明现点，同时讲了一些应酬话，语气委婉，甚至用了“冀君实或见恕“的客气话。这样写，既旗帜鲜明，又彬彬有礼。又如论述“怨诽之多”是由于“士大夫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表面上并非直指司马光，其实正是戳到了他的要害。再如“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则非某之所敢知。”连用两个假设句，正反相对。措词平和，语气婉转。
前一句，可见其谦虚诚恳，平等相待，大度宽容的宰相风度。后一句是重点，作者本意所在。“守前所为”，实际上是批评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安于现状不思前进的僵化思想。“非某之所敢知”，表明了王安石坚持变法的坚决态度。在这里，对司马光的批评十分深刻，但由于以假设句出之、并无咄咄逼人之感，而显得十分得体。应当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见分歧，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王安石明白要说服司马光是不容易的，但其本心是希望得到司马光的支持，而不愿扩大和激化矛盾的。因此在目的和策略上都不能不讲究论辩的态度和方法，掌握恰当的分寸。一些论者，只看到此信理足气盛的一面，而忽视委婉恳切的一面。未免有失偏颇。
这封信，反驳手法灵巧多样，明快有力，其一，概括敌论，抓住要害。司马光的信有三千四百多字，涉及的人和事很多，又引经据典，软硬兼施。如果一一答复，势必被动散漫，掩没中心，不仅费力，且无必要。于是王安石不拘泥于司马光来信的词语，而用自己的话对其作了高度的概括，拎出五个方面，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这十个字。例如司马光信中说“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等等，王安石只用“拒沫“二字就准确地道出了司马光的真实用意。这就芟锄了枝蔓，抓住了主干，做到集中兵力，有的放矢。使文章简洁明快，准确有力。又加上作者语言精炼，“束千万言十数转于数行中，“，篇无余语，句无余字，写得短小精悍，可谓简炼峭拔之至。
其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敌制敌。司马光的信中，多引孔、孟言论，以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王安石接过这个武器，为其反驳服务。“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他以儒者所共认的孔子的“正名”说，来检验名称与实际是否相符为反驳手段。经过循名责实，结果“侵官”等四条罪状，名不副实。于是就把司马光抛来的四顶帽子一顶了回去。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有口难辩的，如欲申说，必然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其三，可说是“以子之帽，戴子之头”，对于“怨谁”，先作“固前知其如此”的判断，原来早在意料之中，再分析必然怨诽的原因，乃是士大夫们不顾国家利益。于是把这顶帽子戴到了司马光等一些士大夫们的头上，进而以盘庚迁都的史实为证，说明给你司马光戴这顶帽子是十分恰当的。
王安石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决不“为怨者故改其度”，面对汹汹然而岿然不动，显示了何等坚毅的大无畏精神。也意味着，你司马光要做“怨者”，那未这顶帽子戴定了，就得戴下去。历史的结论不正是这样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