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宗莲
何宗莲在北洋军中的资历，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占元等相当，系袁世凯至交。被民初靳云鹏、张怀芝、张宗昌、陈调元、韩复榘等在山东的当权者，呼以“大帅”。
渐成袁世凯心腹
何宗莲，字春江，1861年生，1931年病逝，山东省平阴县平阴镇南门村人。家有薄田10余亩，父母早亡，与兄嫂及侄子何丰林、何锋钰一起生活，因生活所迫，于1880年投奔清朝淮军统领吴长庆部当兵。他因忠诚老实，得到吴长庆的赏识，不久被提为什长，后又逐渐升为把总，跟随吴长庆驻防烟台、威海、龙口。
时值22岁，在吴长庆部担任营务处总办的袁世凯视察军务，见其相貌厚重，言语质朴，更为赏识，回大营后即向吴长庆提督推荐，晋升为千总。
1882年袁世凯、何宗莲随淮军吴长庆去朝鲜平乱，吴班师回原防地，而袁世凯率3000人留驻朝鲜借口镇压，何宗莲亦被留用。从此，何宗莲逐渐成为了袁世凯的心腹。
1895年，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学堂，在天津小站练兵，仿德国军队的建制编制新建陆军。此时，何宗莲入学堂习武，极力倡导“忠君”、“效忠袁大人”等思想，受到袁世凯的赞赏。何宗莲毕业后被提拔为左翼步兵前队领官，后升营管带、标统。
在此期间，何宗莲的侄子何锋钰前来小站求职，正好袁世凯有事来到何宗莲的营房，即往查看叙旧，何宗莲正愁无法安置其侄，见袁世凯来大喜，即叫何锋钰拜见。
不料，袁世凯一见何锋钰大为赏识，说：“这小子长得又魁伟，心眼又多，是个官胚子，就认我干爹吧。”
何锋钰即跪下磕头，口称义父。这样一来，何宗莲与袁世凯的关系就更近了。
1902年，袁世凯奏准清廷，以原武卫右军为基础，按西法编练北洋常备军，何宗莲升任第一镇协台，第一镇统制，后来调赴察哈尔兼任都统。袁世凯篡夺大总统职位后，为了达到做皇帝的美梦，除向日本签订屈辱条约二十一条外，还大量扣减军费，由于军队吃穿困难，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军心不稳，怨声载道，随时都有引起哗变的可能。
1914年，何宗莲部的一个炮兵团长率先兵变，并引起连锁反应。袁世凯闻之震怒，遂派干儿子何锋钰及蔡成勋前往绥远代为处理。
袁世凯对何锋钰说：“你叔父待人太忠厚，部下都不怕他，要查办几个为首的振振军威，等把事平息下去，你叔还是察哈尔都统，第一师长让给蔡成勋。”
何锋钰即与蔡成勋二人去见何宗莲，传达袁总统的面谕。何宗莲听后说：“我是察哈尔都统兼第一师长，军队哗变是我驾驭无方，主要是我的责任，别说是免去本兼各职，就是受军法审判我也应该。”
其侄何锋钰回京向袁世凯复命，袁世凯遂下令将何宗莲免职。何宗莲交任后即赴京见袁世凯，袁世凯调何宗莲为将军府上将军、大总统侍从武官。并暗中送给何宗莲5万元，何宗莲更加感激袁世凯。此后军阀割据，相互残杀，京都一片混乱，何宗莲遂借回山东平阴扫墓之机，连同家眷迁回济南，从此引退。
引退后兴办实业
何宗莲定居济南后，为颐养天年，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修筑了“颐园”府邸，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施出各种实业救国计划；北洋政府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刺激人们投资和开办实业的兴趣和热情，许多在职官吏和拥有一定资金的商人或士绅纷纷响应号召，积极与工商界合作或独资兴办企业，掀起了创办实业的热潮，此时退出官场的何宗莲也受到影响。
1917年，山东督军马良出资7万元买下因亏损被迫停业的泺源造纸厂，何宗莲清理历年的积蓄，连同袁世凯给的5万元，及浙江督军卢子嘉、江西督军李纯、第一师长蔡成勋和其他朋友馈赠的现金10多万元，共计35万元买下泺源造纸厂，后更名为山东华兴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何宗莲任董事长。于1919年4月正式开机生产，时有从事生产的工人约百余人。
7月，济南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致使该厂产品畅销，当月就盈利万余元。为了扩大生产，华兴公司于1921年又购买土地、设备，并兼办起一个印刷厂，企业机械设备日趋完备。其后几年间，华兴公司主要生产连史纸、包装纸、书皮纸等，平均年产量530吨左右，主要销往山东、河北、山西、东北等地区，年产值为大洋20余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国家在华兴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造纸总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