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一直以来都被史学家津津乐道，是师生关系的最佳典范。李鸿章刚出道就跟随曾国藩学习“义理经世之学”，后来李鸿章办“淮勇”创业失败，曾国藩特地将其收入湘军帐下，亲自调教。曾国藩保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帮助其创办淮军，李鸿章则投桃报李，金陵让功。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裁湘留淮，薪火相传，曾李瓜代。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指导前后将近三十余年，正如李鸿章给曾国藩挽联中提到：“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李鸿章很感激曾国藩对其的栽培。就算在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也不忘给李鸿章的未来铺路，天津教案，就是“筑室忝为门生长”最好的体现。

出任直隶总督

1868年，曾国藩凭借在剿捻提出“河防战略”，被朝廷认定为剿捻首功，朝廷下旨授予其武英殿大学士的称号，并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仅获得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朝廷“扬曾抑李”相当明显。

直隶总督是天下第一督，负责提督军务、梁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手握兵权，负责拱卫京师之重责。按照礼制，出任直隶总督，要进宫觐见。

曾国藩原以为，此次觐见，两宫会向他询问治国、外交大计，讨论如何推动王朝中兴等重大问题，因此他特地准备了很多内容。没想到，两宫和曾国藩交谈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曾国藩为此很失望。和恭亲王、军机大臣接触后曾国藩更加失望，对王朝的未来不抱希望：

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虽然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表现让曾国藩大失所望，但是身为直隶总督的他不忘本职工作，狠抓直隶省的吏治。曾国藩没想到天子脚下，官场风气如此败坏，于是决定加以整顿。不到两年的时间，曾国藩弹劾19位官员，结清12000多件旧案、28000多件新案，完结率90%以上，直隶省的吏治焕然一新。

爆发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被允许在天津传教。法国人就在天津建立一座教堂，叫育婴堂，里面收养了150多名弃婴。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1870年，育婴堂内发生传染病，30多名儿童接连死亡。

不明事理的百姓开始传出谣言，这些孩子是因法国教士“采生折割”致死，传教士们刻走了这些孩子的心，挖去了他们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

就在这关键时刻，天津发生了拐卖儿童事件，两名人贩子张栓、郭拐在拐卖一个小孩时被查获。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地方官动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认自己迷拐孩子是为雇主药用，但是他们并没有供出雇主是谁。天津当局为了尽快“平息民愤”，很快将这两名人贩子砍了脑袋，并贴出告示：

张捡、郭拐用药迷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这张告示相当于证实了百姓们之前的猜测，“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的供词更是将幕后指使指向教会。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天津百姓人心惶惶，家门紧闭，不敢让儿童出门。

接下来又发生了武兰珍迷拐案，一个叫武兰珍人贩子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儿童时，被人当场抓住。在村民的“审问”下，武兰珍供出了自己是受教堂中一位教民的指使才拐卖儿童的。这无疑引爆了天津百姓的愤怒。

愤怒的百姓将教堂团团围住，激进分子冲入教堂，将里面的神父教众残忍的杀掉，将教堂洗劫一空，并放火焚毁教堂。随后暴怒的民众，还将法国领事馆砸毁，还殃及附近的美国、英国会馆。事后查明，百姓打死外国人约二十名（法国领事一人，传教士十一人，比利时二人，俄国三人，意大利和英国个一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拖着病躯，赴天津调查事件

“天津教案”发生第二天，八国公使联合向清廷发去照会，法国派军舰抵达大沽口。慈禧急忙命正在休假养病的曾国藩赶赴天津，负责审理此案。

此时曾国藩身体大不如前，他知道审理此案的难度。如果向外国人妥协，则被骂卖国贼，一生声誉受损。如果一味强硬，重则会导致战争。不管如何处理，都会得罪人，曾国藩不愿介入如此吃力不讨好的案件中。

实际上，这属于外交事务，虽然曾国藩是直隶总督，但是这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是完全可以借口推诿给负责外交的恭亲王。然而，曾国藩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只要他有一口气在，就会鞠躬尽瘁，为国分忧。没办法，曾国藩只能拖着残躯赴天津，在赴津之前，曾国藩都已经给子女们留下了遗书。

曾国藩的到来，受到了当地百姓乡绅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心中曾国藩就是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这次肯定是来为他们伸张正义的，他们甚至鼓动曾国藩向洋人开战，将他们赶出天津。

没想到，曾国藩接下来的处理让他们大跌眼镜。曾国藩首先把涉及案件的官员撤职，对洋人示好，接着一方面跟洋人接触谈判，另一方面抓拿闹事的凶手。百姓们开始骂曾国藩为大汉奸，曾国藩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曾国藩首先发出通告，让亲眼目睹洋人挖眼剖心的人到他这里举报，然而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曾国藩又让那些孩子被拐卖的父母前来举报，然而，一家也没有：

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慈禧阴险嫁祸，曾国藩成为替罪羊

曾国藩查明了案件后，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讲到“挖眼剖心，迷拐儿童”的事情毫无根据，并且还解释了百姓为何轻信谣言的原因，列出了五大疑点：

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神秘莫测，房屋皆建地下室，疑为因禁幼孩之用；二、有人到仁葱堂治病被留不回，被疑为药所迷；三、教士为濒死者行洗礼，被疑为送入堂内皆见士而不见出；四、母子同在堂内，经年不得相见；五、堂中死人过多，掩埋多在夜间，又有二三尸一棺者，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

然而，这份奏折从军机处抄送给各部时，被慈禧删去了“五大疑点”的关键信息。所以，这份奏折一公布，朝野哗然，曾国藩立马被“万夫所指”，京城“反曾运动”此起彼伏。湖南官员对曾国藩口诛笔伐，连多年的好友倭仁也和他断交。

曾国藩在接手此案时就已经知道会对自己的声誉有损，但是被慈禧这么一搞，舆论远远超过他的承受范围。他无法理解，自己辛辛苦苦为百姓开脱的“五疑”，慈禧为何要删掉，这导致奏折的剩下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在为洋人说话。

慈禧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慈禧本身就相信洋人“挖眼剖心”的谣言，她是一个常年躲在深宫里面的妇人，她是有权谋不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有眼界。第二是当时的保守派大多排外，以醇亲王为代表，他们对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早就不满。曾国藩正好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保守派借此机会打压洋务派，此时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已经被慈禧革去“议政王”头衔，权势大不如前，他也保护不了曾国藩。

曾国藩接下慈禧的锅，最后送李鸿章一场造化

洋人的大军已经聚集在天津城外，他们向清廷施压，要求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但是，曾国藩当然不会答应洋人的请求，如何处置官员那是中方的权力，绝对不允许洋人操纵。

为了震慑洋人，做好万全准备，曾国藩让朝廷下旨，命李鸿章带兵前往天津。没过多久，朝廷的旨意下来，同意曾国藩让李鸿章带兵赴直的请求。

就在此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两江总督位置出现空缺，慈禧为了平息民愤，下旨让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慈禧这道旨意让曾国藩相当难堪，这无疑是降职，间接否定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功劳。

接到朝廷的任命，李鸿章欣喜若狂，很快抵达直隶省首府保定。但是，他没有选择立即开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而是选择留在保定观望。

本来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可以借此机会脱身，但是慈禧同时又命他办理完“天津教案”才能离开。李鸿章也给曾国藩来信，坦言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曾国藩自然不会临阵脱逃，那不是他办事风格。曾国藩自知时日无多，他愿意为他最得力的学生李鸿章做铺路石。

曾国藩加大了审案力度，前后抓了上百名疑犯，最终，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如此处置，违背良心，内心很痛苦，事后，曾国藩偷偷给每位犯人家里五百两，以示安慰。由于曾国藩得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果断的拒绝了法方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处死的无理要求，将他们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对于二人，曾国藩内心愧疚，私下让幕僚给他们送去一万多两做为生活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

“天津教案”就这样审结，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令人唏嘘不已。“天津教案”让曾国藩一直处于愧疚之中，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回任两江总督不久，曾国藩于1872年病逝。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曾纪泽替父挣得公道

1878年，慈禧接见了准备出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慈禧曾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曾纪泽决定借此机会为父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竞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曾纪泽的一番话，慈禧听后有点心虚，毕竟这个锅是她故意率给曾国藩的，最后慈禧说了一句公道话：“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三十年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曾国藩千方百计避免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慈禧在“天津教案”积蓄的怒火，一次性向洋人发泄，她是痛快了，但是中华民族却为此遭殃。不知道当时的士大夫，是否会怀念三十年前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