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郭沫若谁才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无法以一定之，目前文化界较为认可的人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鲁迅等人，但是其中却没有郭沫若！
再次重申：郭沫若不是旗手，不是旗手，不是旗手！
我们抛却郭沫若的人品不论，时间节点上来算，他也说不上是旗手，顶多算是个参与者而已。
诸君请看：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鼓吹“民主与科学”，那时候郭沫若还在日本留学，时年23岁；
老郭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拐点是1919年五四运动。
当年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这些诗篇让他名噪一时，却并没有给他带来社会地位和财富，所以他有些心灰意冷，之后的两年里，几乎淡出文化领域。
1921年，他静极思动，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临近年末的时候，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
前期的创造社反封建文化、反对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郭沫若等人认为，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真是内心感受”才是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这表现出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在当时引领风骚，让许多文学青年趋之若鹜，老郭也趁机撩到了很多文学女青年，做了许多苟且之事，真不愧是民国四大渣男之老二！
若说文学成就，老郭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老郭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都是创造社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品。
然而创造社在内容上有两大弊病：首先是以自我表现为主，较少描绘客观现实。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其次，在表现手法上，老郭等人利用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来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诅咒和抗议。这种浪漫主义倾向虽然无可厚非，但在当时的中国，他们的主张和做法与梁实秋“杀人不是菜刀的命运”不谋而合，令人惋惜。
如此主张和作为，又岂能充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创造社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在郁达夫等人离开后，郭沫若掌舵的创造社竟然与鲁迅对垒，常常论战不已，饶是如此，郭沫若也因此曾被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实他这个旗手，就是一笑话。
以事实而论，老郭无论从做人还是作文都无法与同时代的大师们相提并论，在文坛，他是个文痞，在情场，他就是一人渣。
他之所以被称作“旗手”，是因为文宣体系的政治需求，仅此而已。
不过平心而论，老郭的字还是很不错的，柔美清丽，有黄体的超凡脱俗，也有唐寅的恣肆洒脱，可以给他点一个赞。
另类君言尽于此，告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