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会看到这么一副场景：
某个大臣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皇帝龙颜大怒之下下达诛九族的命令，官府受命将罪人阖家老小押赴刑场。午时三刻，监斩官一声令下，行刑人手起刀落，断头台下血溅四地。
这里的“诛九族”，是指将犯人一家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范围内所有的亲族尽皆诛杀屠戮殆尽，彻底断绝任何来自罪犯家族的复仇可能。
“父族四”指的是当事者的父母、兄弟、妻儿，还有出嫁在外的女儿、姐妹、姑母，以及她们的子女；
“母族三”涵盖当事者外祖父全家、外祖母娘家、姨母及其儿女；
“妻族二”则是岳父全家和岳母的娘家。
由此可见，一旦某个家族被判处“诛九族”的惩罚，以当事者为中心，所有带血缘关系的亲属都将被诛杀殆尽，当真是斩草除根、断子绝孙。
求生的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尤其在古代讲究传宗接代、子嗣不绝的观念背景下，面对即将来临的整个家族被杀的灭顶之灾，当事者自然也是想尽办法希望活下去的。
比如出身于韩国贵族、策划博浪沙刺杀秦始皇行动的张良，失败之后逃离秦廷追捕，在下邳一带过了一段隐居逃亡生活。直至熬到秦末陈胜、项羽、刘邦等人发动的农民起义，凭着一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非凡谋略，终成汉初三杰之一。
然而，像张良一样能侥幸逃脱政府追捕的毕竟是少数。特别是在当事者被划定为“诛九族”范围内的情况下，官府必然会采取最严密的手段加以掌控和围捕，涉案家族想要逃跑，其难度自然不是一般的大。
我国古代自齐国管仲首创编户齐民制度以来，正常的人口流动便被严密的户籍制度所限制。
商鞅主导秦国的变法后，更是以法律的形式添加进了严酷的连坐制度。秦国基层社会被细致得编为“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小单位，让乡民、邻居互相监视，举报告发予以重赏，隐匿不报连带有罪。在这样的条件下，被政府认定的犯罪之人，是很难逃脱官府的抓捕的。
极具黑色幽默的是，连坐制度的始作俑者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继位的秦惠文王下令缉拿，商鞅四处逃亡却因严酷的连坐制度，以至于沿途都没人敢收留他，最后只能落得个被五马分尸的下场。成语“作法自毙”指的便是这场发生在商鞅身上的戏剧性经历。
除了户籍、连坐制度，设置于全国各地关隘津渡的关卡，也是官府管理人口流动的重要手段。
例如唐朝的法律规定，无论官民行经各地关卡，都须持有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凭证，凭证上须注明外出事由、路线和期限，更要命的是上面还会标注持有人的外貌体征、长相特点。每经过一个地方，当地州府机构都会对来往行人进行严格的盘查、检验，防止偷渡人员蒙混过关。
如此严格的制度执行起来，普通百姓想要合法外出尚且十分麻烦，更何况对于那些被官府通缉的朝廷罪犯，穿州过府逃跑起来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此外，在封建皇权统治下，朝廷对泄露机密之人的惩罚相当严厉，即便内部有人想给涉案人员通风报信，也得掂量掂量这样做的风险与后果。
而且古代信息通讯技术非常落后，基本靠骑马、车船等交通工具，甚至是原始的“11路公交车”。相比于可以直接通过朝廷各处关卡、动用官方驿站的600里加急快马，涉案人员收到预警的时间也会大大晚于朝廷的逮捕文书。那个时候，估计早就已经进了囚车了。
当然，严格的惩罚措施之外，古代朝廷也很重视金钱、爵位之类的悬赏制度对百姓检举行为的强烈刺激。一赏一罚双管齐下，便很少有人能逃过官府的缉捕了。就算幸运隐藏身份多年，一刻不慎也仍有被抓捕归案的风险。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崇祯皇帝的遗孤朱慈焕了。
这位朱三太子，先是被李自成俘获，后在大顺军裹挟撤出北京时逃出生天，辗转流落到浙江余姚成家立业，过起了长达70余年的隐姓埋名生活。
然而到了快入土的年纪，还是因为一个嘴巴不牢传开了身世，引来清廷危险的关注，到最后全家男女老少落得个切切实实“诛九族”的悲惨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