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录有刊载在1905年《新小说》第二号的三爱《论戏曲》，持论精审，观点鲜明，是晚清戏曲理论中的一篇重要论著，一直为研究者所瞩目。但“三爱”究竟是谁，却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文物天地》1981年第四期刊载了王树棣同志《陈独秀在清末创办安徽俗话报》一文，介绍陈独秀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的情况，并谈到陈独秀署名“三爱”在该报撰写文章，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安徽俗话报》中的三爱，是否就是《论戏曲》的作者，仍须进一步证明。为此我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林茂生同志，他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他近几年来搜集的有关材料。这些材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三爱即是陈独秀，而且发现了1904年9月10日发表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上的用白话文撰写的《论戏曲》，次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同名文章已改为文言。二者的内容、结构基本相同。《新小说》是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创办的刊物，1904年改由上海广智书局刊行。
能够进一步证实三爱即是陈独秀的资料是，该书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卷四有《丙申秋友人从旧书摊中拾得《安徽俗话报》四册持以见示，怆然有感追悼三爱》一诗，序文中说：“三爱为故人陈仲甫主办《安徽俗话报》笔名也”。房秩五先生是陈独秀的故交，新中国成立后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已故。题中所称丙申当是1956年。由此可进一步确证三爱即是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所用的笔名。陈独秀，字仲甫。所用笔名有陈由己、陈国庆、陈乾生、陈众甫、独秀山人、三爱等不下五十余个。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回国，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即回故乡创办《安徽俗话报》。
他在该刊物创刊号上撰写发刊词：《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提出办报要用“顶浅俗的话”，引导群众“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安徽俗话报》创刊于1904年3月，每月出版两册。据房秩五诗序：““因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芜湖）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截至1905年6月，仅出二十期。除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在该刊物上撰写了多组文章。《论戏曲》以通俗、生动的笔触雄辩地说明了戏曲艺术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说戏曲是人们最愿意看的一种艺术形式，只要进入“戏园“，观众的思想情绪便为演员所掌握，接受他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他认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从这一论点出发，他强烈地反对那些头脑里充满了封建观念的书呆子们对戏曲艺人的鄙视。他认为“世上人的贵贱，应在品行上区分”，不应以执业论高低。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肯定了地方戏曲的通俗性和群众性，他认为“当今戏曲，原和古乐一脉相传”，然而古乐中的语言和曲调，已不能令人听懂而使人生厌了。西皮、二黄所用的语言，都是人们能够听懂的“官话”，所以易于感人。他讥讽那些迁腐的书呆子们的重古乐而轻今乐的复古论调，犹如写字提倡用篆字反对使用楷书一样的荒唐可笑。
他还反对说看戏是游荡无益的事，他说在地方戏曲中唱得好的戏里，观众可以见到三件事：“一是先王的衣冠“，“一是绿林豪客”，“一是儿女英雄”，这都能够增长人们的见识。陈独秀在大力肯定戏曲艺术的“有益”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不够“尽善尽美“之处。他倡导改革，“要多多的排有益风化的戏“，不演那些“神山鬼怪戏”和“淫戏”，要在戏曲舞台上“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作者身在安徽，却注视着蓬勃兴起的上海的戏曲改良活动，他对上海丹桂、春仙两“戏园”排演的新戏，以及擅演新戏的戏曲演员汪笑侬，都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并号召“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进一步发挥戏曲艺术的教育作用。
陈独秀
陈独秀的《论戏曲》，在晚睛戏曲理论中，是阐述戏曲艺术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较为透彻的一篇论文，很值得重视。虽然，在认识上也反映了一些时代的局限。应该指出，《论戏曲》并不代表陈独秀对戏曲艺术的一贯主张。“五四“运动之前，在他主编《新青年》时，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发表过全盘否定戏曲艺术的文章，由此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因此，要全面阐述陈独秀对戏曲艺术的见解，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当另撰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