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依旧祥和的太平盛世的背后，可能整个体系早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黄仁宇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先生勾勒了一个僵化的社会，他以道德而非契约，以人伦非法律，以人伦而非人性。书中开头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乌龙事件，即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一大堆官员听说午朝，满头大汗跑到端门，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当然这不是什么灵异事件，反映的却是当时的朝廷已经连组织大臣会议这样的小事都出差错了，其他的事情还会好到哪里去呢？
以此为导火索，帝国的症结还不止于此。我们熟知的明朝抗倭将领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戚继光私自派出自己的军队保护张居正，这在当时是不和规矩的，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权倾一时的张居正，特地让人给他建造了一顶豪华大轿子，轿子需32个人抬着，有会客室、卧室和茅房。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万历从小对其产生一种严厉的阴影，直到张居正死后，开始借打倒他，宣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奈何当时宦官集团势力庞大，这么多年来被宦官集团攻击的是张居正，他死后，矛头与火力自然指向万历皇帝这个权力顶端的代言人。
那么万历这几十年是怎么过的呢？先是在自己母亲的宫里跟一个宫女王氏发生了关系，宫女生下了常洛，是万历的长子。有很快爱上了一个称为淑妃的郑氏，并生下了朱常洵。讽刺的是，黄仁宇写道，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是：无为而治。果不其然，“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从未亲自过问具体事务的一个对象，真正做到了“活着的祖宗”。
在“无为而治”之时，有这么两个人带来一点希望。《万历十五年》单独将这二人拎出来讲，一个是身为布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主要的价值导向是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然而，54岁退休的李贽到76岁高龄时，突然被皇帝下旨从病榻上逮进监狱，弹劾他的理由是“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另一个是海瑞，他代表着明朝所希望的地方样板：廉洁自律、公平公正。但黄仁宇却说，海瑞是古怪的。他全然无视官场的潜规矩，他极端的廉洁，他极端的诚实，有着道德上的洁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全然不能“孵化”另外一个海瑞。
海瑞
黄仁宇在这本史著中赋予了历史真实鲜活的面容，不仅可以使人们清晰地体验到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遐想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当然，亦有人认为，《万历十五年》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失之于偏颇、片面，作为学术著作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不值得肯定和热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读过此书的人都说:“读《万历十五年》给人现实意义上的启迪远在其史料价值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