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探讨王阳明心学实质之前，先大体了解一下明代以前中国的经学。
中国的经学，从公元前2世纪算起，至晚清封建制度都解体，一度成为统治学说，成为上层建筑维护封建王朝体制的工具，时间长达2、3千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中世纪漫漫的黑暗长夜。经学的形态，有汉学合宋学的区分，而汉学又有今学和古学的区分，宋学有理学和心学的区分。
以陆九渊、王守仁的姓氏作象征的心学，无疑上经学诸形态的最后一种形态。就理论体系来说，虽说始于南宋的陆九渊，或更早的程颢，但直到明朝中叶的王守仁才得以具有完整的体系。后来的学者称为“王学”，晚清、近代又依照日本习惯称为“阳明学”，此称呼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研究之中。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阳明学在经历了清朝的没落之后，在近代忽然“复活”，引起众多学者研讨的兴趣甚至追随标榜为“阳明学”继承者。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
原来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19世纪40年代以后，清朝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屡吃败仗，迫于内外危机，延续传统的“以夷制夷”的方法，衍化成“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耻于向自己的敌人学习，问题是向哪个敌人学习。
1894年清朝甲午战争惨败后，使当时先进人士感到震动，多年来清帝国的洋务派总把目光盯住西方列强，几乎没有注意一水之隔的东邻日本也暗中窥伺中国，他们同样“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取得长足进步，西方装备下的日本舰队把同样装备的北洋舰队打得全军覆灭。这表明单依靠富国强兵似的幻想已经行不通了，非改革政治不可。呼吁政治改革的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日本，希望发现是什么力量促使日本取得比清朝更大的成功。结论是出乎意料的，有很大部分新派人物，竟说此力量来自阳明学。
所谓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把禅宗“即心是佛”的命题，永孟轲“万物皆备于我”的语言加以粉饰，改成“致良知”的学说，甚至提出“路人皆有可能成为大圣人”。王阳明攻击朱子派章句“穷理居敬”的说教，赞美主观意识，同时打开了个性解放之门。
我们回顾一下清朝理学与心学之争，就可以明白不论哪种学说，都是统治阶级拿来维护上层建筑的工具而已。
16世纪初期，是世界思想史飞跃转变的时期，在西方意大利，由文艺复兴为启端，开启了向长达千年中世纪黑暗统治的斗争与变革，即反对传统经院哲学的繁琐与禁锢，渴望人文个人思想的闪光，由此兴起了自然科学、和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
明朝王学思潮旺盛，很大程度上与上层建筑统治阶级思想营垒的分化有关系，王守仁的心学就是从传统经学派生出的异端。这一派集合在王守仁致良知的旗号下，否认只有诵法程朱理学的少数人才能做圣贤，进而走向撤除纲常名教的思想藩篱，包括“夷夏大防”在内。另外一方面，随着利玛窦来华，心学的兴盛正是为抗击外来思想而诞生的。
在世界大背景下，中国也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这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可以看到近代意义的诉求。
步入清朝之际，人们渐渐开始反对王阳明心学，拿捏出王学“空谈误国”这一点猛烈共计。清朝显然有意扶持程朱理学而抑制阳明心学，这一策略的形成，同清帝国与东南地区土绅的特殊矛盾有着密切联系。
包括江浙皖闵诸省的东南地区，尤其是江南，经济、文化居于全国前列，士风日盛，在清朝入主后，不甘受到打击和屈辱，引起了反抗和愤懑，并经常爆发出来，康熙制造的“江南十案”，朝廷与士大夫的水火不容可见一斑，江南人士人人自危，在晚明形成的活跃文化氛围，逐渐沉寂，思想逐步步入僵化保守。
于是，康熙将朱熹抬得比孔子还高，从皇帝的日讲官到乡村私塾，所用的教科书都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于成龙等被皇帝表彰的模范官员，都号称“理学名臣”。这只是一个假象，清朝皇帝最拿手的文字狱，就是要掐断乃至理学的一切思想，亲自编校《四库全书》将宋元以来的大批理学著作列入禁止书目。
这还得从外王之道说起，所谓外王之道，是“以夷制夷”、“夷狄为诸夏则诸夏之”，清朝统治者不允许有夷夏之辨，并声称他们先进于礼乐，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