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西汉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基本上都处于休养生息的状态，主要以恢复发展生产为主，由此也形成了“文强武弱”的基本现状。
然而，这时的匈奴却是最为强盛的时期，时常滋扰着西汉的北方边境，烧杀抢掠，打完就走，行踪飘忽不定，这让刘邦的继承者们很是头疼，一来军中无大将，二来国力有限，于是只能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
汉初最著名的“文景之治”举世称颂，实际上后人过分夸大了文、景二帝的政治功绩。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文景之治时期，西汉涌现了两位卓越的政治家，只是文景二帝没有汉武帝那么雄才大略，没有做到知人善任！
一位是信奉儒家学说的贾谊，只可惜他生不逢时，摊上了汉文帝这么一个保守、安于现状的皇帝，于是就有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无奈，最后郁郁而终，一生不得作为，哀哉！
另一位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晁错，此人是继贾谊之后西汉初期的又一位大才。只是他与贾谊不同，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且为人严峻、刚直、苛刻，是政治山的强硬派。古往今来，政治上的强硬派往往都是主张改革的先驱，同时也都没有好下场，晁错也不例外。
他曾经师从张恢，学习申不害和商鞅的思想，在政治上急流勇进，曾经还上书汉文帝要求太子学习术数，简单地说，就是要太子刘启学习治国方略和统治手段。同时，晁错还是一位辩才，他的纵横论也堪称一绝，汉文帝刘恒欣赏他的才能，便任命他成为太子刘启的属官。自此，晁错也后来的汉景帝刘启结下了深厚的君臣情谊。
在汉文帝时期，晁错指出，自汉朝以来，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致使北方边境民不聊生。晁错很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要“以蛮夷攻蛮夷”之策，建立一支和匈奴作战习性相同的军队来抗击匈奴；他还提出“募民实边”之策，即鼓励百姓到边疆定居，开发边疆，如免去有罪之人的罪，对没罪且到边疆定居者，施以奖励。
晁错此论，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可惜他遇到的是汉文帝刘恒，晁错的建议虽然在刚开始时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可是政策施行没多久，就被匈奴察觉，匈奴人担心此政策的长期施行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于是主动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对西汉的战争。
结果，匈奴人大胜而归，一去无踪，汉文帝无将可用，也只能忍气吞声，再加上刘恒本身主张仁爱，讨厌战争，同时，他也比较保守，只想着能守住祖宗这份基业就好，开拓疆土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梦。
最后，晁错的“以蛮夷攻蛮夷”之策也迅速夭折，汉文帝如此，晁错也是没有办法，君臣政见不统一也必然导致晁错的官场之路难以扶摇而上。
后来，汉景帝刘启继位，与汉文帝唯一不同的就是刘启有着积极进取的雄心，在这一点上，晁错与他不谋而合。
当时，西汉诸侯国的势力已经开始膨胀，尤其以吴王刘濞的势力最强，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央的安全。这时候，晁错又站出来了，他建议景帝下令削藩，此建议正中景帝下怀，景帝也就答应了，于是，紧张激烈的削藩运动拉开了帷幕。
这样一来，诸侯们就不乐意了，且对晁错这个罪魁祸首恨得咬牙切齿，最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旗号是“清君侧，诛晁错”。叛军来势汹汹，许多朝臣人心惶惶，尤其以窦婴为首的政敌纷纷指责晁错主张削藩，陷朝廷于危难之中。
当时，晁错削藩的手段太过激进，直接收取诸侯王的部分封地进行削藩，不如贾谊曾经主张的削藩政策柔和。叛军势大，晁错主张归还部分诸侯封地来安抚诸侯；同时还建议皇帝御驾亲征，自己则坐镇京城。
聪明一世。糊涂一世，这两则建议显然犯了皇帝的大忌。一来，归还诸侯封地很显然违背了削藩的主张，这会让皇帝以为，他曾经的决定是错误的；二来，让皇帝御驾亲征，臣子坐镇京城，这难道要“君为臣死”吗？
此时的汉景帝也对晁错生出了嫌隙，再加上以窦婴为首的政敌进谗言，说只要杀了晁错，七国之乱自然平息，汉景帝嘴上不说，其实已经默许。就这样，晁错被腰斩，下场跟当初的商鞅一样惨烈，惜哉！
倘若晁错在汉文帝时期面对的是像汉武帝一样雄才大略的统治者，相信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其“以蛮夷攻蛮夷”之策也能顺利施行，这样一来，匈奴北边的隐患也可以早点解除，匈奴西迁的历史起码要早一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