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国子监刻印发售经史典籍的举动,表明朝廷利用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强势介入图书的出版发行业,对印刷术的普及和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的图书出版事业,乘着五代的发展势头,逐渐形成官刻、家刻和坊刻三足鼎立的书籍生产和发行格局。
宋代政府机构参与图书贸易活动,以国子监为代表。
《宋史・职官五》记载日国子监书库官”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表明销售出鬻图书是国子监的管理职能之一。由于国子监刻书,不仅在本监,而且大量下发至州府地方刻书机构雕造,所刻图书品种齐、数量多、质量好在全国刻书出版业中独占整头。监本以官刻的良好信誉,迅速占领市场。宋代文献中留下了很多监本在全国的销售记录:
北宋微宗时,吴兴沈偕京师擢第后,”尽买国子监书以归”。
四川眉山孙氏购买国子监书万卷,成为名著一方的藏书家。
北宋末年,遭逢靖康之乱的著名藏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南下之际,将家中所藏”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这段描述,说明两点:一是像赵明诚这样的士大夫家中大多藏有监本书籍;二是十分珍视监本,所以到最后才忍痛割舍。国子监以外,各地政府或官学的刻书机构也参与图书发售,以此来补贴财政充实办学经费。其中以公使库最为知名,规模可能也较大。
宋代的中央官刻涉及很多文化管理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秘阁、秘书监等,其中主要为国子监和崇文院。国子监是宋代中央政府主要的刻书发行机构,内设印书钱物所,主管刻印书籍和发行出售事务。后因称名近俗,改为书库监官。其所刻书,史称”监本”。北宋国子监刻书,今见于记载的以刊行《五经正义》为最早。
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国子监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淳化初,太宗又因为五代监本十二经有被田敏臆刑的文字,因此诏令李觉、孔维等重加校定,刻板印行。从北宋建国至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国子监经书版片由不及四千猛增至十余万片,不到半个世纪就增加了二十五倍,足见宋初国子监刻书的盛况。
此后,馆阁校勘的历代正史,亦陆续由国子监刊印。北宋国子监刻书,以仁宗朝(1023-1063年)为盛,其中又以医书为最。嘉祐二年(1057年),仁宗在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每一书校毕,则奏上,然后下国子监雕刻颁行。汉唐以来的大量重要医籍,如《黄帝内经》《素问》《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金匮要略》《伤寒论》《本草图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以此大行于世。
南宋国子监刻书,始于绍兴年间。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诏令州郡取北宋国子监原颁善本,校对镂板印行。二十ー年(1151年),复诏令国子监访寻北宋五经监本镂板颁行。于是,国子监开始大规模的雕印出版活动,九经三传、群经义疏、前四史、南北朝七史等经史典籍,于绍兴年间先后刊成印行。南宋初监本并非都出自国子监所刻,而是多由国子监取江南地方旧版,或令地方府州雕刻的。
如南监本群经义疏就是绍兴十五年(1145年)令绍兴府雕造的,而前三史由两准江东转运司所刻,《三国志》由衢州所刻。
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的梳理考证,两宋监本多达数百种。宋代监本以校劫雕造的精审,素为世重。虽然现在存世极少,却是现存很多版本的祖本。监本所以在古代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特殊条件的。概括来说:
第一,国子监所刻,多是经史类重要典籍,与宣扬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和政治文化政策直接相关,就是说是朝廷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所以备受帝王的重视。几乎所有监本,都是皇帝直接下诏雕印的,而且经常成为皇帝赠书的来源。
第二,监本从校勘开始,就由馆阁学有专精的一流学者在文字上层层把关,先由负责校理的官员初校,再由覆劫官复校,然后送主判馆阁官最后把关,三校官员的名衔最终一起刻印在全书卷末。在这种三校负责制下,参与者谁也不敢对皇命和自己的学术声誉掉以轻心。
第三,书法名家手写上版。雕版印刷首先要将文字书写在纸,然后倒印上版,由工匠雕刻。监本自五代起,就由馆阁潾选书法名家担当此任,五代监本以李鹗所书最多,宋初监本以赵安仁最多。赵安位善楷隶,书体在欧、柳之间。书法名家亲为监本写版,使览者有赏心悦目的美感。
馆阁是宋代除国子监外刻书较多的中央文化行政机构,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史馆奉旨雕印《太平广记》,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三馆秘阁募印颁行李善注《文选》《文苑英华》,天圣二年(1024年)秘阁镂板《天和殿御览》《隋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