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战
自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涌现。一国与另一国的战争也已经不再是“骑士们的战争”，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卷入到战争中去，作为国民他们被告知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的联系着的。十九世纪科技的发展对全民动员提出了新的要求，铁路的出现使得短时间内调动大规模兵力成为可能，并使的攻击方能有更大的主动；数量优势也被各国军方一再强调；而速射武器的发明又使守方能在给予攻方巨大伤亡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反击能力。这些工业革命后这些技术的发展，要求交战国进行全面动员以开展总体战，只有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才能为战争提供充分的后勤支援，更为强大的武器装备和更大规模的兵员数量。
克劳塞维茨最早提出“绝对战争”这一观点，在战争论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过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战斗而已,也就是迫使对方实现我方意志为意图的暴力行为。他认为从理论上看战争只是双方在战争中将把武力的运用趋于极端，唯一的限制就是各方本身力量的大小。为迫使对方实现己方意志，必须将武力的运用到最极端的程度，这个极端又是为了实现一个极端的目标：解除敌人之武装。由这个极端引申出第三个极端：也就是权力的极端运用。在这里克劳塞维茨又指出这些极端只是在理论上成立，而实际的现实中，任何战争多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极端的武力运用的，因为它们受现实中的“或然率”和政治目的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军事动员，它不可能达到最极端的顶点，在第八章中，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的区别。而为了进行绝对的战争，将另一国的抵抗的力量和斗志消灭，就需要对本国的全部工业进行大规模的动员。
纳粹上台后，开始大规模进行扩军备战，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纳入战争轨道，1936年希特勒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一,德国军队四年内必须具备作战能力；二,德国经济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调整德国的工业结构，大力发展军备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尤其是化学工业，并扩大战略原来代用品生产，对于不能生产的原料，突击进口增加储备。在39年二战爆发前，纳粹德国就为了未来的战争做了相当的准备。
但是纳粹虽然做了相当的动员准备，它的动员又不是很充分的，希特勒要求至少在名义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战争开始后有相当数量的工厂仍然用于民用物资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在德国人力匮乏的情况下，由于种族偏见，纳粹德国拒绝让妇女从事生产，希特勒的理由是在体力方面，瘦弱的德国妇女是无法与粗壮的苏联妇女相比的。只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希特勒才发布了要求德国进入总体战的指示。
而德国的军工生产在1942年以前并未达到高度的一元化领导状态，施佩尔抱怨说在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实行独裁的时候，德国的军工企业却在享受民主。在施佩尔出任军工部长以前，德国的军工生产处于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往往某种物资和设备可能生产过剩，而某些奇缺的物资和设备却没有生产。并且军工部门也被戈林的空军、希姆莱的党卫队等不同的部门所分割，整个生产处于无组织状态。1942年施佩尔在取得希特勒的“整个德国经济必须服从与军备生产的需要”的授权后，德国才开始按照集权主义的方式开展军工生产。在二战中德国军工生产的最大潜力恰恰是在盟军对德国进行大规模轰炸的1943—1944年间，按照施佩尔回忆德国在1944年间军工生产达到了最高顶点，但是却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总产量。这时距纳粹的灭亡之日已经为时不远。就是在施佩尔改组德国军工生产后，军界巨头们还在为分割军工企业这个大蛋糕而争斗不休。而希特勒本人的自大和虚荣也严重干扰了德国军工企业的生产。
二、数量优势
在拿破仑战争中，火器的进步使得军事上进攻与防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数量的优势在武器的技术性革命取得关键性突破前（核武器）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决定着会战的地点、时间和所运用的兵力数量，当将其他一切对于战斗的限制因素都排除时，唯一决定战斗的因素就是战斗员的人数，所以数字决定胜利。当然这个是把其他因素排除不计。
纳粹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将军们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名言：“当第一支兵力投入战场是应尽可能保持其强大”信服不已。从最初的“白色方案”入侵波兰开始，德军第一波160万兵力，2000架飞机和2800辆坦克。在“黄色方案”对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军集中了136个师的兵力。在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德军投入190个师，4300辆坦克5000架飞机、550万人的兵力。力求在第一次作战中就取得最大的效果。
但克劳塞维茨又说，如果数字优势大到足以抵消其他因素的影响时，它才是决定战斗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数字优势并不是战争中决定一切的因素。
在早期对波兰和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英法联军以及波兰军队相比，德军的数量有一定的优势，但还没有大到能取代其它一切因素。德军取胜的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于数量，因为绝对大的数量并不能带来绝对的强大，而在于德军较早的施行了军事革命，从传统陆军的作战模式向协同作战的发展。德国陆军革命性的使用炮兵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并以大规模的坦克集团包抄敌军。德军最早组织装甲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解决了步兵不能快速运动和坦克缺乏步兵掩护和侧翼暴露的危险。在军事装备和训练上，德军二战初期也不是其他各国军队所能相比。
到了战争的后期，当苏联、美国和英国等盟军也开始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指导思想以及军队的训练上跟上德国后，也就是当双方军队的质量相差不是很大的时候，数量的优势开始显现.1943年前，苏联军火工业生产的比德国多，苏联火炮与坦克的质量和德国差不多，有时候比他好。苏军的t34坦克不但便于大量生产，而且更适合实战，使得德军闻风丧胆。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德国投入的兵力因为德国整个国家人口基数的限制不可能超过500万，而苏联由于三倍于德国的人口基数，在开战后虽然损失了数量极大的军队，但是从后方源源不断的兵力的补充使得苏军能够始终保持所需的数量，在关键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当攻守双方都筋疲力尽时，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打破了战争的僵持，为苏军的胜利赢了关键的一役。
德国军队在两线作战，在西线要防止英美对欧洲大陆的登陆，相当数量的兵力被配置在大西洋沿线，而在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这些部队的大多无所事事，在1943年秋季德国在西欧布置了84个师，大约240万人。此间在苏德战场上的德军总数为280万人（含驻芬兰德军），而苏军的总兵力为550万人，大约两倍于德军。就是在盟军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后，仍有大约30万的德军驻扎在巴尔干和北欧。和盟军相比，德国本来就面临人口不足的问题，而希特勒的分兵驻扎更加加大了有生兵力的缺乏。到了后期不得拆东墙补西墙，东线出现危机就抽调西线的兵力，西线出现危机就抽调东线的兵力，不但与事无补，反而使的作战兵员筋疲力尽，运输调动更加复杂，原本脆弱的后勤出现更大的问题。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早就指出在战争中运用兵力的将领应把他们的手中的兵力视为一种给予既定的力量，第一，因为他们对决定并无发言权。第二，环境阻止将领作足够的扩张。所以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兵力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数量优势的时候，应该运用相对的优势，即：对于点的正确判断、对兵力的投入给予正确的方向、为重要利益不惜牺牲不重要利益的决心——也就是是兵力在某一点保持压倒优势的集中。对于克劳塞维茨指出的弥补兵力不足的这些手段，在集权的纳粹制度下是无从谈起。纳粹将领们手中不但没有任何主动权，而且他们仅有的兵力，往往也被希特勒由于个人的判断和许诺而随意抽调，兵力的数量优势无从谈起。而对于点的正确判断和集中优势兵力于一处，又因为希特勒本人的好大喜功和偏执而不能做到。希特勒对于任何的战略退让的绝对不能容忍，也给德军带来了斯大林格勒、阿拉曼等一系列战役中的大失败。
由此，纳粹在二战中在战略层面的决策背离了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保持兵力的集中，除非有迫切的需要，否则绝对不应该分散兵力。而克劳塞维茨所指出在最初阶段兵力的广大虽然是一个优势，但当双方筋疲力尽的僵持阶段中，如果有相当大的生力军的出现立即将产生改变战局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