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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则的一生，是能屈能伸、任劳任怨的一生。他不但可以为京官，也可以调为外任，而且内外都干得很出色。他不但经得起提拔的考验，也受得起贬斥的磨练，而且上下精神如一，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有他的惠政。当他因上疏劝谏储立皇太子，而无理受到太宗的撤职贬落，于淳化初出知蒙州之后，他并没因此而灰心丧气，没有作践他自己。他在蒙州工作期间，依然是一本初衷，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依然一样的清廉，一样的为人民办好事，因而一样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史称“德声赫然”。
至道二年，王世则被调任为永州知州，环境变迁了，地位也变了，但王世则勤政爱民的思想没有变，工作作风没有变，一样的勤奋工作，取得了好政绩。这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值得后世景仰和示范的。不单如此，就是在王世则辞官归里，在自象岩读书时，他的态度也是达观的。当时眼中的题诗已经说明问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王世则等人的劝谏立储，是完全出于“关念宗祀”的忠义行为。证明宋太宗的粗暴拒谏，完全是自毁栋梁的错误做法，从而说明王世则是有一定的政治眼光的人。
当他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和官职以后，没有伸手向朝廷要什么东西，也没有居功自恃的表现，而由历史去说明问题，显示了古贤臣的崇高风尚。《永福县志》说：“世则首以建储奏请，厥后颂少年天子卷簾拜见，称为社稷之福，实世则等疏奏之力也。”这个评价是有根据的，因此也是比较公允的。王世则的一生，还多多少少渲染着好些炫人眼目的色彩，带有某种传奇的故事。因此，人们对他也就表现出热情地赞颂和身心的纪念。
据《永福县志》说：“王世则在城里人，世居城内，前绕长江，后枕华盖山，松柏茂蔚。宋建隆中，有双凤巢山上，因改山名日凤巢山。公应瑞而生。”这同包裕的《宋状元王公祠》一诗中所说的“山巢双凤报佳音”是一样的。《广西通志》说明：“世则所居前临长江，后枕华盖山，松林秀茂，忽有风凰来巢，一年引双雏，去后复来。下凿石得玉以献，至今玉池犹存，秋冬泉不竭，因名山旧凤巢。”这里多了“年引双雏”和“得玉池”的奇迹，但从什么时候有凤来巢还未明确。
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王状元祠堂记》：王世则“世居华盖山地，隋大业间，有凤巢于山顶，百鸟群集。宋建隆初，凤复来巢，因改华盖山为凤巢山。”当然，这种“公应瑞而生”的说法缺乏科学根据，难免含有穿凿附会的成分，是不足令人征信的。但是，事物中某些偶然性的形象有些也会构成人们某种必然的信念。比如这个华盖山（即凤巢山）我们曾经亲自登临过，其形状确实有点像一个华盖，而华盖是古代官僚出动的象征，这样就难免造成当地群众视永福为福地的错觉。
还有那个凤来巢的时间，隋大业正是我国开始科举的年代，这就给迷信的人们予以“科场高举”的预兆。而宋建隆初，则是北宋立国之始，而偏偏在北宋时期，先后出现了王世则和李珙这两个文武状元，人们怎么不会振振有词说状元“应瑞而生”呢？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祥瑞”的说法，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总不能排除自然条件对历史人物产生的影响。我们看到王世则的家，环境确实很美，以凤巢为后枕，以洛清江为襟带，使人产生“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之感。
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地绅士群众，建立祠坊来纪念他，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明代正统年间郡守姑苏吴惠主政永福时，建了一个状元坊，用以旌显王世则。后来这个状元坊焚于兵赘，过了六十多年之后，在正德年间，泰和刘“来率是邑，清涤牵祀先贤，遂慨然以兴复为已任”。这就是包裕写碑记的王状元祠堂。刘散在大功告成之后，也写了《新建宋状元王公祠》一首七律，对王世则的一生，作了艺术性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