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实行的这个政策，让数百万小民流离失所，是他执政的一大失误
我们知道，清代的皇室拥有大量粮庄、银庄、瓜菜果园，数量有多少呢？乾隆《大清会典》中记录了准确的数字，庄赋地共有13272顷，赋粮93440石。这些都是皇室的私产，其规模之大让人咋舌。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些本是民间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在被视为圣君的康熙帝手中增设的。
康熙帝增设庄园，增加数倍粮庄，每年内库收进粮食十六七万石，以及巨量的人参、珍珠、瓜、菜、果、油、猪、鸭、鸡、牛、羊、鹿、狐、貂等，满足了帝、后、妃嫔、皇子、皇孙们需要。但是对于作为幅员辽阔、臣民亿万的大清国皇帝而言，他这样做，还带来了三大祸害。
其一，夺占民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增加，现有耕地远远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关内畿辅、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无地、失地的农民更加困窘，迫切需要开垦荒地、佃耕田地。数以万计的穷民，纷纷出关，涌向东北和口外，垦地度日。康熙就曾在巡幸口外时亲眼看到几十万人在口外种地维生。
畿辅新建的几百个粮庄，占地百万亩。古北口、喜峰口外的粮庄有地几十万亩，还有盛京新建的五六十个粮庄。这三四百万亩土地，如果不是皇庄夺占，按一丁30亩计，可解决几十万丁的耕地需求，可养活几百万人。这上百万亩土地被康熙帝增设的皇庄夺走了，君民争地，小民遭殃。
其二，农奴制恶性扩展。
辽东和关内广大地区一样，主要是汉民居住，长期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租佃制，中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不是“雇工人”身份的雇工雇农，在法律上都是民人，是平民，是凡人，不是奴仆。一般情况下，不会被束缚在某人的庄田里从事奴仆性质的劳作。
而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期关外的拖克索，却是采取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和经营方式，庄丁是包衣，是家主的奴仆，世代充当，纳粮当差，遭受家主野蛮奴役，像牛马一样，被鞭打、赠送和出卖。这样落后的野蛮剥削方式，遭到沦为包衣庄丁的昔日平民身份的广大汉人拼死反抗，大批逃亡，破坏了辽东地区的经济。
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强制将辽东这种落后的野蛮的农奴制移植入关内，编立大量农奴制的皇庄、王庄、八旗官员拖克索，顽固实行维护这种落后方式的“逃人法”，严惩逃亡的包衣和容留包衣的窝主。顺治帝还专门设立专门捕捉逃人的督捕衙门。
康熙亲政后，解释厉行逃人法的原因说：满洲籍家仆滋生，故如此行事。其实，太祖、太宗、世祖以及康熙帝本人，就是当时最大的农奴主，占有最多的包衣，拥有最多的农奴制庄园。康熙之所以这样大规模增设皇庄，不过是效法其祖先的作为而已。
可是，这样恶性扩大农奴制野蛮剥削的方式，加深了包衣的灾难，破坏了当地长期实行的土地经营方式和封建租佃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显然，这种落后的制度是无法维持的，就在康熙年间，它已经是奄奄一息，迅速衰落了。康熙帝逆势而行，违天意、失民心，坏经济，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其三，庄头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庄头本来也是包衣身份，入关初期，大多数庄头系由庄丁佥充，也几乎是一无所有，牛、种、房、器都依赖皇室供给，缺交皇粮，“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庄头子弟不许应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庄头，凭借“皇庄头”身份，拉大旗作虎皮，交结官府，依势横行，敲诈盘剥，盗典庄地，亏欠皇粮，兼并民田，开设当铺矿场，欺行霸市，奴役庄丁和佃农，搜刮了大量银米。尤其是畿辅，一些庄头更是无法无天，连皇上都几次下谕查办。
可见，康熙帝增设大量皇庄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虽不能说是民怨沸腾，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阻碍了经济发展，开历史倒车，让消亡了几百年的农奴制死灰复燃。仅此一点，圣君康熙就留下了污点，可谓“不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