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了公元762年唐肃宗去世唐代宗继位。他为了早日结束战乱，就答应允许以前的叛将担任节度使。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唐朝以“厌苦兵革，敬冀无事”为指导方针，对投降的安史叛将予以册封：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领相、卫、邢、洺、贝五州；张忠志（即李宝臣）被封为成德节度使，领恒、赵、深、定、易、冀六州；李怀仙仍在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虽然田承嗣、薛嵩、李宝臣和李怀仙四人表面臣服于唐朝，但实际上与唐廷离心离德，唐廷根本无法直接指挥他们四人。

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分布图（部分）

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按说该裁军努力恢复生产，但是田承嗣、薛嵩、李宝臣和李怀仙四人不但不裁军队，还积极地招募平民扩充军队。其中田承嗣力量最强，除了拥兵十万之外，还组织一支一万多人的精锐牙兵部队。

位于唐朝东北部的这些节度使，有地盘有力量，接下来，他们要与唐廷开始博弈了。这个博弈不为别的，只为“封建”，封土建国。

藩镇内部的节度使争夺，以及成德节度使提出世袭的申请

他们也知道，作为叛军投降唐廷，唐廷是不得已才封他们为节度使。他们一死，唐廷必定要进行人事更换，甚至很可能对他们的家族进行清算。

这个问题很重要。

于是，在公元781年，李惟岳以其父李宝臣的名义，向唐德宗请求：希望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功名，让他世袭成德节度使职位。

唐德宗上台后做了不少改革。清理了专权的太监，释放宫女回家，不再豢养大批皇家宠物，任用贤能官员，等等，显现出了一丝明君风度。

但是，在世袭节度使这一点上，唐德宗对李惟岳的回复是：不行。

这在李宝臣李惟岳父子看来很不公平。为什么？

因为两年前，魏博的田承嗣死后，其节度使职位被其侄儿田悦事实继承，朝廷虽然没有明确承认，但是默认了。

节度使出行

成德藩镇的为代际传承问题而苦恼，但其实这比幽州的李怀仙要强多了。

早在768年六月，李怀仙的部下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泚、朱泚之弟朱滔打算杀掉李怀仙。朱泚兄弟杀死门卫进屋，但朱希彩还没来。到天快亮时，朱泚害怕起来，打算逃跑，朱滔说：“计划如果不能成功，只有一死。逃能逃到哪里去？”不一会儿，朱希彩来到，于是他们共同杀了李怀仙及其全家。曾经的叛将李怀仙，得到了报应。

在这种情况下，李宝臣父子认为只能依靠自己了。李惟岳最终联合了存在同样问题的淄青藩镇的李正己和魏博的田悦，一起与唐廷对抗。

唐廷在节度使能不能世袭问题上执行标准不一，藩镇不服；双方终于开战。开战后，接下来会怎样呢？

关于唐朝的事情先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大宪章》是怎么签订的。

对比：英国《大宪章》的签订背景

英王约翰号称“失地王”，他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全丢了。他还因为得位不正（杀了另一个继承人）而受到怀疑。同时，约翰与教皇还发生了剧烈冲突。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世，教皇任命了新的主教，约翰不同意，禁止其入境。教皇1209年宣布开除约翰王的教籍。后来在法国的武力威胁之下，约翰不得不屈服，接受了教皇任命的人选。

约翰王不甘心失去领地以及法国的威胁，就大力扩军，但是准备了很久的军队还是被法国人打败。约翰王为了复仇和收复失地，继续扩军备战。但这一切都要花钱，于是他对各级贵族和平民的税收越来越重。比如免除兵役税，从1个骑士1马克，1213年涨到了3马克。动产税和继承税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英国的封建贵族与国王之间历来是有契约的，有约定俗成的权利和义务。当一方要求了约定之外的权利，或者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被视为违法行为。这时双方就有权解除契约，直至诉诸武力。

国王既然这么肆无忌惮，不把契约放在眼里，随意加税，那贵族们只能起来反抗了。1215年4月起，贵族们拒绝向国王行效忠礼，拒绝国王征税。于是，贵族们与国王开战了。约翰王自己力量不足，只好雇佣外国军队。这下，英国不仅是贵族了，包括教会人士、城镇居民全都起来反抗国王。

英国《大宪章》签订场景

约翰王打不过，就于6月15日与贵族方开始谈判；6月19日，国王和25名男爵代表签订了《大宪章》。

大宪章的核心其实在于明确了君主与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大宪章除了约定了具体的各种税收外，在我们今天看来，其精髓是如下两方面：

• 除了义务约定的税负之外，国王不能征收其他税费，除非得到国民一致的同意。
• 不经合法裁决和法律审判，国王不能逮捕囚禁杀害任何自由人。

国王若违反规定，则臣民随时可以武力反抗。

朝廷与藩镇之间，理不清权力和义务关系才是致乱之源。

回到唐朝与藩镇的历史。

中国古代一直缺乏明确的君臣权利义务界定。对君而言，只需要考虑权利，不用考虑义务。君主有权利对臣民进行各种额外的索取，直至把臣民逼到饿死。

臣民对君主的权利呢？和平环境下，君主还讲点理。到了臣民遇到困难的时候（天灾人祸等），君主为了维持秩序反而要增加臣民的义务。这样只能迫使臣民最终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君主，最终还要把君主和他的官僚杀掉，换一个新君主。

我们看到，一方只有权利，另一方只有义务，这不是一个可持续可长久的平衡。

当时的藩镇和唐廷，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封建领主与君主的关系。此时双方如果能界定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契约的形式达成政治平衡，那么唐朝乃至中国历史有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而实际上，唐朝的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行为都是没有边界的，一切只能看君主或节度使的个人意志。这种不可靠的做法，其随机性太大，不能让人形成稳定期待。皇帝高兴了，可以把好几个军区的司令、地方行政首长、地方财政首长、监察官等职位全都交给一个人。皇帝不高兴了，就可以随意处死臣民。节度使也一样，愿意听唐廷的就听，不愿意就置之不理，直至最后引发战争。

理不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划不出双方的行为边界，这让朝廷与地方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不好掌握范围。该不该做、该谁来做，总会引起混乱和猜疑。因此，战争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失败的一方归零。

古代中国只有成王败寇的逻辑

我们看到英国历史上贵族与国王对抗和战争的情况经常发生，但这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双方的契约，确保双方履行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

这就是古代中国和英国的差别，《大宪章》成了后来英国历史运行中的基本要素，而成王败寇却是古代中国政治的逻辑。

结语：缺乏权利和义务概念，无法建立稳定的政治架构，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缺憾

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也就是让权力运作制度化的体制。这让历史只能在一乱一治中循环。

中国大一统的王朝的统治基础，主要是两方面，首先依靠儒家解释自己的合法性，然后用道家和法家的方法进行控制。

儒家论证完合法性之后，却拿不出政治架构，儒家有的只是依靠道德治理。道家是王朝初始时期的无为治理方法。在王朝有了一定实力，开始想有所作为时，法家就登场了。法家出手就是法术势，直接讲权谋控制的各种套路，没有国家政治蓝图这一说。

各种变法也好，各朝的改革也好，全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的治理之“术”，而缺乏这些术所依托的政治基本架构。

如果有稳定的政治架构，那么唐廷与藩镇的斗争，将会在一个有限范围内进行。只要斗争重新确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不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斗。这样才是形成平衡稳定的政治架构。

中晚唐藩镇力量与唐廷博弈了150年，但是始终没能形成某种稳定的政治体制。

藩镇力量其实是地方力量制衡中央皇权的最后机会了。后来的农民起义和战乱，彻底把封建领主这个群体消灭了，中国从此进入了皇权极度膨胀的时代。

从宋朝开始，古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就像是山与沙。中央皇权是高山，很难撼动。地方没有了封建领主，全是自耕农和地主，整个是一盘散沙。偶尔风大一点，地方能形成一个个小沙丘，但是永远无法与高大的山相比。直到发生大地震，山塌了，沙子里耸起了新的山，才能完成一次新的平衡。

高山与沙漠

以至于中国后来到了明清这样的皇权专制的极致时期，皇权为所欲为，臣民恐惧匍匐，后果是中国落后挨打，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除了成王败寇，其实还存在限定边界的有限斗争，可惜中国历史没有摸索出这条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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