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约在西汉时便已经传入中国。到了东汉的时候，汉明帝梦见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色神人自西方而来。醒来之后找大臣们解梦，有位博学的大臣告诉他说，“这就是佛，是西方的神。”汉明帝马上派大臣到西域求佛，寻找到了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不久，这两位高僧用白马驮佛经到达洛阳。汉明帝十分高兴，为他们在洛阳建造了白马寺。这便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从此佛、道两教开启了相爱相杀、恩怨纠葛的历程。
起先，两教都相安无事。普通的老百姓也分不清佛、道的差别，以为两者是一回事。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势力薄弱，也乐得借道家之势发展。而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佛教传入的刺激之下而创立的。随着时间迁移，两教的势力都发展壮大，二者的矛盾也就突显出来了。
中国最早阐述佛教理论的著作，是东汉牟融写的《理惑论》，牟融就提出来，佛教高于儒、道。道与佛相比，是春秋五霸比上古五帝；是坏人阳货与至圣孔子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牟融还对道教的神仙辟谷长生之术进行了攻击。但牟融也认为，佛教的“道”，与道家的“道”是一致的。
牟融算单方面的自言自语。真正开两教斗争先河的是西晋的道士王浮和沙门帛远。两人争辩佛、道邪正，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不欢而散。王浮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写了一部经书–《老子化胡经》。这部经书贯穿了整个佛道之争的始终，直到一千年之后才被统治者强令销毁。
《老子化胡经》是借老子西出函谷，在楼观著作《道德经》，最后不知所终的传说而进行的发挥。经上说，老子其实是去了西方，为了解救当地人，遂化身为佛陀而创建佛教。因此佛教实际上是老子创建的。可以想象佛教徒们看到这部道经的反应，这本《老子化胡经》也就成了佛教最痛恨的道经，每当佛教占上风时，和尚们总要求朝廷销毁此经。
针对所谓的老子化佛，和尚们的应对也很简单没创意，他们有样学样地编写了一部《清静法行经》。内容不用看也能知道，不过既然是针锋相对，自然要对道教教主老子进行降格处理。在这部经书里，老子成了佛陀下派到中国的迦叶菩萨的化身。既然迦叶化成老子，道教当然是佛教徒创建的了，这和老子化胡是一个道理。不过，儒家的孔子受到了一些无妄之灾。这本经书里说，孔子是光净菩萨的化身，而他的弟子颜回是月光菩萨的化身。
这些还只是挖祖坟的虚招。在佛道相争的早期，两教对对方的教义，了解得并不够透彻。因此两方的实际攻击，显得更加直接粗暴。佛教攻击道教，紧紧抓住一条，那便是造反。因为道教的基因中有明白无误的造反因子。
道教创立之初，便有太平道的黄巾大起义；张鲁的五斗米道同样参与了农民起义。道经中更有“老君当治，李弘应出”的记载。鉴于道教强大的影响力，当时的农民起义往往打着李弘的旗号。在东晋到南北朝时，发生李弘起义的次数多得无法计数。曾有记载称“天下纵横返道者众，称名李弘者岁岁有之。”每年都有李弘起义，道教的造反基因不可谓不强大。
东晋王朝也是被道教起义摧毁的根基。东晋末年发生了孙恩、卢循起义，就是道教徒造反。孙恩是五斗米教教主，打出了“诛杀异已”的口号。同为五斗米教信徒的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就是死在孙恩刀兵之下。孙恩后来在东晋朝廷的追击之下无路可走，只得投水而死。狂热的信徒认为他是“水解”，奉其为水仙。五斗米教余众继续反抗朝廷，虽然最后被刘裕镇压，但东晋政权也在五斗米道起义军的冲击之下气数散尽。因此，道教被佛教攻击爱造反，确实是事实，道士们只能干瞪眼而无法辩驳。后来，道教便在上层人物的带领下进行改革，把民间道教的这些造反基因都去除了。
道教攻击佛教，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佛教是外来的，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南朝著名道士顾欢就撰写《夷夏论》，指出佛教是“西戎之法”，而道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要知道古代中国特别强调华夷之别，中国人对老外有很强的优越性和民族自豪感，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中华上族自然不能用蛮夷的东西，更不能信佛教。
别一方面，道教指出佛教是不符合中华传统伦理的。中国人特别讲究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和尚们是要出家的，明显和孝道的要求有冲突。因此，道士们也说得非常狠，认为佛教“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
佛、道两教就是在这种相爱相杀的纠葛中成长，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其实，前人早就有断语：“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佛教的“沙门”，意译过来就是“勤修众善，止息诸恶”，这与道教劝善书的核心意图“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没有区别。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错误观念，更要包容和兼蓄。完善自我，不去争辩，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