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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大师，这与其家庭的早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那一时期，中国的一些家庭富有文化气息，这些家庭，不仅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教育的理念与方法上，也都有相当的水准。而且，在培养子女方面，首先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有一些家庭，似乎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师级的人才。
陈寅恪，出身文化世家，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周树人，6岁入塾，12岁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钱穆，9岁入私塾，熟读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早年所受的“落后”、“封建”的私塾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日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进而成为融通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子。而陈、胡、周三人，更被公认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不仅如此，即便是当时培养出来的一代科学大家，也可以从他们早年求学经历中找到私塾教育的轨迹。
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乃钱穆之侄，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杨振宁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背过《龙文鞭影》等，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无独有偶，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其父专门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并且都要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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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培养不出如民国那一代的大家?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新旧并存、活泼多元的教育格局，为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后来者再也不可能有的黄金时代；而新旧、中西两种教育的交汇融通，也奠定了他们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深厚根基，更熔铸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襟怀。
任继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学者。他6岁左右入私塾开蒙，9岁进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后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念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在他生前，笔者曾与他有较多交往。从任继愈先生身上，笔者真切感受到一代儒者的精神风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这样的精神气度，在当今学者身上已鲜见矣。
一个人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私塾教育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让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华。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能流长。这样的教育会影响一个人日后在治学上的气象与格局，以及为人处世的胸襟与境界。
今天，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出现一批思想学术大家时，不能不联系到他们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当然，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后来在此基础上接受的现代西方教育的熏陶有关。在民国一代大家身上，是中西合璧的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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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周一良讲：他八岁入家庭私塾读书，总共十年。之所以在家读书，是因为他的父亲对新式学校不信任。而在家里，父亲为周一良安排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周一良回忆说：“我启蒙所读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以及《龙文鞭影》之类一般私塾的开蒙课本，而首先是《孝经》，接着是《论语》、《孟子》、《诗经》。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一般家馆老师安排的教学计划，而是按照父亲的见解制定的。”“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礼记》和《左传》，以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等，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国学大师张舜徽，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十六岁后，他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难看出，少年时期就学习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这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可以说，这样的家庭，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现在，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哪个家庭有条件指导自己的孩子读这些文字学的著作昵？
叶嘉莹的父亲叶廷元幼承家学，熟读古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母亲李玉洁自幼受良好家庭教育。叶嘉莹3、4岁时父母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随家庭教师读《论语》。在家里还常听伯父与父亲吟诵和谈讲诗歌，引发对诗歌的浓厚兴趣。9岁考入笃志小学，一年以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市立二女中。1941年，年仅十七岁的叶嘉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
医学大家吴阶平，其父亲在他年幼时就请先生教他古书，请纱厂的工程师们教英文、算术。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吴阶平回忆说：“父亲很早便教我认方块字，6岁左右开始坐在父亲的办公桌旁读《史记·项羽本纪》，看《三国演义》。”6岁时能够读《史记·羽本纪》，这在今天，难以想象。
历史学家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8岁时，母亲开始给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他的父亲给他讲授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14岁时，族兄吕景栅教吕思勉点读《通鉴辑览》；到17岁，吕思勉已经读完了《通鉴》、《续通鉴》、《明纪》。
美学大师朱光潜早年也是在家庭读书，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他还回忆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因为家塾里有人常读，他“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由此可见家庭中的读书氛围。
当时的许多家庭，都是富有文化气息的。这些未来的大师首先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受到文化的熏陶，培养了对文学、历史、哲学的爱好，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起点。最早的教育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也大体决定了人一生事业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