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最早不叫“语文”，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语文》最早不叫“语文”，知道叫什么吗？
现在的中小学教材里，都有一门课程，叫《语文》，其实，《语文》被称为“语文”的历史并不久，距今只有60年。
中国最早的“语文”教育，并没有如现在这般形成体系，其教材都是先人著作，比如启蒙教材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是人们习称的“三百千”，后来，又加上了《千家诗》，是谓“三百千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故事性很强的书，如《幼学琼林》 《龙文鞭影》 ，帮助学生了解一些历史掌故。学习这些，算是启蒙。
这样的学习属蒙学。所谓蒙学，也代指蒙馆，即启蒙的学塾，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或小学。在蒙馆学习的教材和内容，即“蒙学”。清吴沃尧在《历史小说总序》中说：“吾曾受而读之，蒙学、中学之书都嫌过简，至于高等大学或且仍用旧册矣。”蒙学就是最基础的层级。
开蒙之后，就要进行系统和正式的学习。周朝的官学要求学生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即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数学）。汉武帝以后形成了统一的标准，“五经”（ 《诗经》 《书经》 《礼经》 《易经》 《春秋》 ）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宋代以后，为了便于学习，朱熹从“五经”中选出四篇经典，合为“四书”（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成为首要的学习内容，一直延续到晚清。经书与六艺，就是吴沃尧时代中学与大学所要研习的内容了。
清末民初，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新式教育逐渐兴起，识字与普及知识并重的新教材纷纷问世。比如胡适、茅盾等人上学时使用过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就影响了一代新人。茅盾晚年曾回忆说，他5岁起母亲就选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作为他的识字书。而胡适中年时，曾到上海造访澄衷学堂旧识、任职过校长的谢观。胡适说：“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蒙学堂启蒙读本》（即《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书四卷（八册），共选三千二百九十一个汉字，插图七百六十二幅。该书既是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小学字典，同时，还是一部解释字根意义、正本清源的《说文解字》。
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学校编纂的语文课本，几十年间扩印之多、流布之广、版本之杂，一时无二。本书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学校编纂的语文课本，其精神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课图说》（1915年），还影响了同时代的《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从晚清到民国，这种隐性线索还存在着，可谓是近现代中华语文课本的典范。
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曾担任过澄衷蒙学堂校长一职，学校先后又有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章太炎、李公朴、马寅初、林语堂、夏丏尊等人来校任教，澄衷蒙学堂还陆续培养出丰子恺、钱君陶、陈虞孙、胡适、竺可桢、袁牧之等一大批大师级人物，这些人都是看《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开蒙的。
到了民国初期，中小学的学科分类就更科学了，中小学阶段的“文学课程”才有了正式名称，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比如，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先生写的课文，丰子恺先生绘的插图）。
《开明国语课本》内容紧系儿童生活，从儿童儿周围开邕，逐渐拓展到社会。材料活泼隽趣，文体兼容博取，文章力选各体的模式，词、句、语调切近儿童口吻，以适应儿童学习心理。课本一上市就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誉。
1949年8月，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取“国语”之“语”字与“国文”之“文”字，合称“语文”，用来取代当时的小学“国语”与中学“国文”课程。自此，《语文》学科在中国开始有了确定的学科名称。
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回忆了“语文”的由来：“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但是，后来有人将《语文》解释为“语言”与“文字”，已非当初选用“语文”之名的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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