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虽然战乱不已，但仍沿唐制举行科举考试，史称：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后梁建立的当年，开平元年（907）七月，即对唐制小有厘革，废除了唐制外州举人不经州长官刺史亲试，即可解送京城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拔解制度。此后，外州举人必须经州刺史亲试后方可解送。
科举
唐制京兆府解送的举人，礼部考试十有七八中举，于是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例以洪固乡胄贵里为户，这种寄籍应举的旧例，其实是一时失实，事久难明的科举弊端，直至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明令取消，自此各于本道请解，而且要具言本州县某乡某里某为户；如要寄籍应举，也须具本贯入状，不允许再用洪固乡胄贵里为户，如果弄虚作假，本人并给解处官吏，必加罪责。 唐制进士科之外，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天福五年（940）被废，但开运元年（944）又重设。
唐制有童子科，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由于考试简单，弊端很多，开成三年（838）曾明令禁止荐送，但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为五代所沿袭。到后唐天成三年时，已是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因而诏令委主司精专考校。童子科应试时止在念书，大多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中举后回乡，等着年长后取官，更无心而习业，因而于后晋天福五年停废，开运元年又重设。
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开科取士，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除后梁、后晋时曾停举数次外，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每科进士少至4 人，多亦只25 人。五代前期，诸科中举都少于进士，通常只有数人，后唐长兴三年（932）取进士8 人，而诸科达81 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 人，而取诸科达45 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自唐代中期以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其后也常以其他官员主持科举，称知贡举或权知贡举。后梁乾化元年（911），以前任宰相、尚书省长官左仆射杨涉知贡举。贡院虽属礼部，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部）侍（郎）矣。
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如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又因徐铉建言，保大十二年再行贡举，直至宋军兵临都城金陵城下，亡国之年的宋开宝八年（975），仍举行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科举中还不时发生舞弊行为，后蜀范禹偁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即是一例。
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政皆中道，时亦小康，重视教育，天成三年（928），朝廷以国庠事重，以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贯文，及第后光学钱一贯文，以备监屯修葺公使。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马端临所说：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应举）者，往往乱离之标，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可说是五代国子监学的最好概括。十国也有设立学校，如南唐昇元二年（938）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920）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今四川成都）县学之类。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著名的如南唐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属于官办或民办官助性质。后周末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则属私人讲学，其门人在北宋建立的次月，参加北宋的首次科举考试。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杨悫、戚同文相继聚徒讲学，自后晋延续至五代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