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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馆与北齐隋唐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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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馆与北齐隋唐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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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馆是北朝重要文馆,创置于北齐末,得到了北齐统治阶级的扶持,短短四年超常发展。馆中学士多达六十多位,北齐主要作家尽在其中,日常工作虽以修书为名,但撰述之馀,多事创作,诗歌创作繁盛。虽然短命,但影响远届隋唐。对其做综合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北齐后期文学的独特之处,及隋唐文学与北朝后期文学的联系。

北朝在北齐以前,尚未出现过依托殿阁而立的文馆,北魏和东、西魏都是以秘书省执掌文教。秘书省是朝廷省署,办事自有章程,不是因事而置的文馆可以相比的,故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成立文林馆以前,整个北朝的文馆史都是空白,直到文林馆出现,才改变了这一面貌。它虽然后起,但是较之南朝文馆毫不逊色。梁陈文馆的学术水平虽高,但是数量也多,力量分摊,分量自减。梁陈的文馆各有多个,里面虽然也校书、撰史、编书、赋诗,但是表现平平,无法得到超常的发展。文林馆则不然,整个北齐都只此一家,君臣一气,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它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兴旺。要不是朝代的更迭强行打断了它的发展进程,其前途还真难以预料。帝王对它的扶持之有力,馆中的文史撰述之兴旺,学士之众多,影响之持久,在南北朝都少有其比,它应当是北朝最重要的文馆。不仅北齐,就是周隋和唐初,也在它的影响之内,所以不能不注意它。目前制度与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但重点多在唐宋。先唐方面,文林馆的文学研究虽有不少,但多不是从制度史入手,仍是一种文学本位研究,也较少将隋唐文学与北齐、北周文学视为一个具有关联的整体,辨析北朝馆阁制度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剖析其馆阁制度史方面的发展动因、成长背景及发展规律。本文的新意正在于此。陈寅恪先生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曾经指出隋唐政治制度之因革及其与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文化的关联。陈氏作为史学名家,主要从种族、文化角度入手。本文从文学角度论证陈先生论证的正确性,亦可视为对于陈氏卓见的一个补注。

文林馆与北齐隋唐文学

一、文林馆的建置及发展历程

文林馆原为邺都宫殿,后又在此成立文馆,殿阁名遂变为文馆名。所谓文林即文士之林,其名仿自梁代士林馆,梁之文馆称士林,为避重复,遂改称文林。以文代士,不仅包孕更广,意思也更雅。创立时间,《北齐书·后主纪》《资治通鉴》卷一七一载为武平四年(573)二月丙午。其实在此前一年,即武平三年就成立了文馆,而且选官任职,开始编书。

文林馆的创置,大的背景是武平年间时局趋稳,条件转好,直接起因却是后主高纬偏爱文词,厌弃经史,讨厌朝士,喜欢宴狎,故设立此馆来满足自己。为此,他让臣下在馆中设置文学待诏,兼及术艺之士,让其行走禁廷,这样就可以日夕宴私,沉浸于丽色淫声,而不受朝官限制了。正是由于他颇好文学,才多引文士,创立馆阁,他的爱好决定了文馆的用人特点和发展方向。

文林馆实行的是监修、判事和待诏三级管理制:顶层是总领修撰的监撰,中层是主馆务的判馆事,底层是业务骨干待诏。至于具体的主事人,朝廷另外委托了熟悉业务、水平精湛的李德林和颜之推,以这两人来判馆事。底层的文林馆待诏,《北齐书·文苑传序》,自祖珽至段孝言,凡六十二人,外加《北齐书·文苑传序》失载的阳俊之、王伯,及唐人墓志所载的王仁绪,共六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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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武平三年前,为孕育期,原因是齐主好讽咏,喜艳诗,遂请萧放、王孝式、萧慤、颜之推同入文林馆,撰次图画、诗篇。学士名称一依从前的霸朝惯例,谓之馆客,共五人。《北齐书·颜之推传》记作待诏,乃是援引后来统称,其实当初入馆,是叫馆客。

第二阶段,武平三年二月至八月,为全盛期。三年二月,祖珽官拜左仆射,奏立文林馆,广引文士,待诏馆中,前后分为四个批次,共编《御览》。三年八月,书成,事情方告一段落。颜之推《观我生赋》说,这是“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馀人,之推专掌”[2]624。这三十馀人是前面两批学士,并不包括《文苑传》的后两批。至于“之推专掌”,则有可能是颜氏的自我标榜,其实并不是由他一人专掌,而是和李德林共掌。

第三阶段,武平四至六年,为馀波期,此时《御览》虽然修成,但后主仍然在位,宫中仍有撰录,主要是编《续文章流别集》,因此仍有文儒待诏。但武平末政局不稳,变故连连。先是,武平四年十月,崔季舒、张雕、刘逖、封孝琰等四位待诏在邺都含章殿被杀。五年五月,祖珽又贬东徐州太守,死于州中。时魏收已死,崔劼下落不明。阳休之、颜之推、李德林等虽健在,但一年后又在周武帝平齐之役中被俘,进入关中,改事新朝。六位监撰,或死或去,后主本人又于武平七年十二月传位幼主,被俘入周,不久身死,因此文馆自动消亡。

文林馆与北齐隋唐文学

文林馆的馆址在北齐邺都城南的宫城,外有进贤门,与皇帝寝殿相通。职名和事务,经历了数次变更。开始的时候是称“馆客”,工作是撰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并未专注到编撰类书,所以选了萧放等工文咏、善丹青者入馆。后来又命臣僚讨寻旧典,撰录新书进御,要求编纂者熟悉典籍,懂得编撰,所以延引大批学者,艺术之士则退居到次要。可见文馆事务不同,用人就不同。但开编《御览》后,仍有丹青艺术之士杂处其中,为便称谓,遂遵汉魏旧规,改称待诏,以相包举。后人则不再细究这些分别,而只统称学士。

待诏的取用以文词之士居多,用人上有意向年轻人倾斜,不以门第为先,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史载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本意就是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对年轻人却特别宽松,出现了少量老辈学者与大量“少年朝请、参军之徒同入待诏”、“文学肤浅,附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十三四焉”的现象,不论有资历无资历,有学识无学识,先把人招进来再说,兼收并蓄,显示出异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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