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一八七七年，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多次地质、地理考察工作后，作了一本书—《中国》，并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后来这本书引起了一位法国人，叫做沙畹的汉学家的注意，在他编纂《西突厥史料》的时候，接受并发展了李希霍芬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从而给予我国古代的海上贸易，以高度的重视，进而出现了，今天仍在沿用的“海上丝绸之路”（下文中简称“海上丝路”）的概念。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海上丝路”的学术研究浪潮。
“海上丝路”的发生、发展过程，亦未能有别于，世间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当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并推行起“海禁”政策的时候，“海上丝路”的发展，亦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坎坷。
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被明令禁止了。
而据沈德符在其《野获篇》中所讲，“在沿海则台、温、福、兴、泉、漳、潮，在内则福宁、福清、边江、长乐，户习风涛，人熟勾引，百人为舟，方舟为党。冒给般由，开洋谢利，一遇负贩之舶，弱肉强食，杀戮剽掠以为常。”(据 沈德符《野获篇》卷 12·《海上市舶司》) 以及《明史》中有关明中叶以后，福建到吕宋的海外贸易，动辄“商贩数万人”的记载。可见此时私人的海外走私贸易，却是极度繁盛的。
当我们去研究有关“海上丝路”的诸多现象时，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也自然应是颇值得我们注意的，当然，这也必将会衍生出一个极为繁钜的课题。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笔者将从多个层面，与大家展开探讨，今日且从“明代私人海外走私贸易兴起的原因”来谈起。
一、欧洲的“大航海”，是其得以兴盛起来的重要的时代背景；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无一避免，都要受到其所处的环境背景的影响，明代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兴起，自然也能不例外。所以笔者以为，我们就不妨首先从欧洲的大航海谈起。
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在扼守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上的崛起，严重阻碍了东西方，陆上的贸易，进而催生出了，自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的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而这一历史时期，也正是我们常说的大航海时代。
欧洲的大航海，自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主题，也就毋须絮言展开，事实上葡萄牙人首先于十六世纪初叶，渐次来到东亚，并向明廷提出通商贸易的要求，其实倒是与欧洲的大航海不无关联的。
毋庸置疑，他们的通商要求在明廷里被拒绝了。心有不甘的他们滞留在我国南方沿海的一些岛屿上，并主动向我国的民间商人伸出来“橄榄枝”，开始从事起私下里的商品贸易来。
他们的这一行为，无疑在大明中叶以后，对私人海外走私贸易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是在明初的时候，这一影响于大明朝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发生，关系似乎并不是很大。
二、宋元海上“丝路”的发展，使海上贸易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正如我们于上文中刚刚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对“陆上丝路”的阻碍，催生了其后的地理大发现一样，明朝的“海禁”政策，也必然要迫使宋元以来，异常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的国际贸易，由明到暗，转化为走私贸易。因为宋元时候“海上丝路”的异常繁荣，已经致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于悄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趋势，已经是无法逆转的了。
在两宋的三百一十九年间，朝廷对于商业的重视程度，似乎也并不亚于今天。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称，“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足可见，朝廷对贸易的重视程度了。
而两宋时期，居于世界翘楚地位的船舶制造业，就更使得其海上贸易的繁荣如虎添翼了。如《梁梦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所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也就是说，两宋时候的造船技术，就已经遥遥领先于几百年后，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的造船技术了。
与之相对应的，自然更有制瓷业、造纸业、丝织业、印刷业以及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等行业的高度发展，为两宋的海上贸易提供了足够必要的输出的商品。而在这些产品高度发展的背后，所致使的国家结构形式的转变，亦是无法避免的。从宏观上讲，宋高宗皇帝赵构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的记载，赵构就曾洋洋得意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这一现象，其实早已逾越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财政收入中，商业贸易税赋收入的比例了。也就是说，似乎我们已经可以，将南宋视作为繁荣的商业社会了。
待到元朝建立以后，这一趋势非但没有受到扼制，其实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朝还在南海建立起霸权，把海外贸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获取暴利。在马可·波罗于十三世纪末，于中国归国后，曾记述俱兰（今印度度奎隆）的情况说，“蛮子（中国南方）商船前往该地贸易，获取大利。”
这种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扼制其发展步伐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大明朝廷推出“禁海令”后，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便很快就大规模地发生，并迅速发展了起来。
这是一幅反映明代「市集」的绘画作品
三、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迫切需要流向海外市场；
宋元时候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亦是颇值得重视的，尤其是在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则是早在明朝建立伊始，已经出现了的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
此时也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如如闽广的甘蔗果木，太湖流域的湖州、嘉兴、杭州等地的桑蚕，安徽、 浙江的茶，等等。
据谢肇淛在其《西吴杖乘》里称，蚕桑之事，“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 视田几过之”，也就是说，从事蚕桑的收人，是要比种植水稻所获之利，要高出好多倍呢。
事实上，除了以上农产品高度商品化的区域以外，在大明朝的其他更为广阔的区域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沿海地区的商品化农产品在国内的市场是极其有限的，迫切需要流向海外更为广阔的市场里去。
四、广泛的社会基础，赋予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大批世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团体，其中名头比较响亮的就有徽州海商、漳泉海商、潮惠海商、宁绍海商等等。
自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以来，以他们唯主体的民间海外贸易商人，就一再试图去突破这一禁令，从事走私活动。在洪武至永乐年间，大量违禁下海的闽广海商，“或避罪遣，或苦饥寒，流落诸番与之杂处”，对此，明初的官军，“既不能怜情招抚”反而“更加迫害”，使得不少中国商人在海外建立据点，“恃其险远，以拒天威”。（据《明太宗实录》）
另有自十四世纪以来，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帝国（即今日的马来西亚）日趋衰弱，爪哇岛上 的满者伯夷帝国逐渐兴起，为中国海商在海外建立贸易据点创造了极好的时机，到十四世纪后半期的时候，三佛齐旧港已经渐被中国海商所据，并控制力马来海峡。（据《明史》）
由于巨大的利益驱使，不止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海民、大商巨贾，就连一部分沿海的军政官员，也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到走私贸易中来。他们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或供应货物，或接济航海所需器具 和食物，或为之庇护，相依谋利。
随着走私贸易的发展, 沿海民众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把 走私看做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走私海商在官府看来是犯人, 但在民间却 被视为英雄。如在漳州, “至一村, 约有万家, 寇回家, 皆云: ‘ 作客 回 ‘, 邻居皆来相贺, 又聚数千。”民间观念上的变化赋予了走私贸易道 德上的合法性, 使参与人的行为得到社会舆论上的支持。这在封建纲常 礼教严格控制人们思想的明朝, 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突破。
五、朝廷通过“朝贡制度”垄断的海外贸易，形成的高额利润空间，成为民间海外走私贸易滋长的温床。
在大明王朝建立伊始，为了满足政治上的需要，朱元璋一手发出“禁海令”，又对朝廷的朝贡制度大力推广。朝贡制度中其实又包含了海外贸易的属性。故而专家们多称其为朝贡贸易。
明朝设有市舶司，专门掌管其贸易。
在外国使团来华“朝贡”的时候，一般又会有大批的商人随行，所携带除贡品外，亦有大量的其他货物。在贡品进贡朝廷以后，剩余的其他物品首先由官府选购其中的大宗商品，如香料等，其次剩余的则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互市”。
其实流入到“互市”环节的商品，不止是在数量、还是种类上都是极为贫乏的。而被官府大批量选购的大宗商品，在获取暴利高价卖给商人后，再经由商人之手转卖到民间的时候，其价格的高昂，已经超出了大部分普通市民的购买能力了。
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也必将诱使大批的商人铤而走险，积极投入到走私贸易中来。似乎这也正是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最终迫使隆庆开海的最大的源动力。
结语
有关“明代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兴起”，是一个颇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当今社会里的行行业业，也无不有其自身发展的趋势，当我们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勘破其中的规律，是尤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