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华夏文明的起源，究竟在何时，又出现在何地？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即便是，“文明”本身的定义，目前的学术界都不能给出一个为所有的学者们一致认同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们反复讨论的“五千年文明史”，也并不是一个被无端喊出来的口号。两千年前，太史公作《史记》已经为我们搭建起“三千年历史”的框架；延至今日，自然已是“上下五千年”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古史典籍，却只能上溯到三代；甚至关于夏的记载，都是语焉不详；从三代到黄帝的两千年里，也只能由神话和传说去填充起来了。这样的情形也就难怪，在考古学尚未发展起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外的考古学者们，要把目光投到西方去寻找华夏文明的源头。纵然在今天看来，这是何等的荒诞不经。

但是讨论这个问题，却是很有必要的。不然，我们还怎样继续自称是炎黄子孙呢？早在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后，其实已经填补了那段历史的空白。

然而，他们是不能甘心的。是呀，他们又怎能坦然接受这样的现实呢？

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延续至今而从未曾断裂过；何况在古代史上，我们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当我们回头去看看西方的历史时，我们只能看到一片狼藉：即便是比我们文明出现的更晚一些；如两河，尼罗河衍生出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在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遭遇了文化上的断层。所谓的“文艺复兴”，不过是一次“断骨再造”的外科手术！

所以，他们又提出了华夏文明的西方“催生说”。

重视古史传说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民族，道不出自己最初期的历史；其实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记得自己呱呱坠地的那一重要时刻，没有多大的区别。

今天，我们讲“有图有真相”。那好吧，我们可以有百日照，周岁照；甚至母亲怀孕的时候都可以去拍片子；或许还不够，那就录下来。在这些技术出现之前呢？父母，亲友口中的“传言”，就完全不可信么？

这是很荒谬的！纵然我们的古史传说不可尽信，亦不可弃长取短，完全不信。

1899年，梁启超第一次将现代意义的科学的考古学介绍到了国内。

1926年，我们才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始第一次由我们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

所谓“弃长取短”：“取短”是指，我们的科学考古学的起步是相对晚很多的；“弃长”则是指，几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沉淀下来丰富的史料记载，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有注疏古籍的传统；同时也不乏一些古代金石学的著录。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不时都会浮现出一些古史文明的馈赠；怕是比加勒比海上的海盗船，要多得多的。

对考古学“文明三要素”的一点怀疑

正如萨特说，“对马克思的‘超越’，只能有两种归宿：重弹马克思以前的老调；或者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尽管有些人不太情愿去承认，又不免受其影响；以至于，我们今天所称科学的考古学的理论，便是以其理论为基础的。

1884年的时候，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基于他对古希腊，罗马氏族部落的解体，文明曙光的出现的深入研究，进而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恩格斯这句话，至少为我们揭示出两层含义：首先，文明的社会中已经分化出了至少两个阶级；其次，财富相对的积累。

当考古学者们，以考古所得的实物去比对抽象化的理论概念时，考古学上便有了文明的三要素：城市（或大型的宗教礼仪中心），文字个青铜冶炼术。

如丹尼尔于《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提到的：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他还认为，三者得其二，便可判定为文明。贝冢茂树也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里透露出他的观点例：文字、宫殿基址和青铜器（即，冶金术），为判定为文明的三要素。同时，夏鼐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明确了自己与贝冢茂树相同的观点。最终形成了考古学上普遍认可的，文明的三要素。

其实，这条通则的成立是应该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的；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着一致性的文明。

然而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比如在古代，我们一直都是传统的农业国；在西欧，则是农业和畜牧业并重；在北欧，海盗却成了最高尚的职业；而在我们的长城以北，他们更喜欢遛遛马，放放羊，不时南下打打秋风；这些历史常识，怕是没有丝毫值得质疑的地方吧！

如此的情形，我们能够划定一条线，选择一种，或两种特定的物品作为唯一的指标，来给这几个地区的GDP排一个榜单吗？与被要求去指出这一特定的标准相比，恐怕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男士，都宁愿选择乖乖地将手机交到自己的妻子手中，去接受领导的审查。

同样的道理，断定文明时代的“三要素”就果真可以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何况，它早就在南北美崴了两脚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