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杰猛 今日头条
三国纷争，中原战乱不断，公孙瓒并不是最强的诸侯，即能将乌桓和鲜卑打得四处流窜，不敢正眼看中原，但宋以后，似乎中原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越来越不占优势了，这是为什么呢？
汉朝延续了周王朝的分封政策，由此酿成了汉景时期的“七国之乱”。不过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大行中／央集／权，但是地方豪强依然存在。皇权虽然强大，依然需要借助士大夫阶层来进行管理。
汉代执行的察举制，逐渐形成了世家大族。袁绍，荀彧，蔡瑁，蒯良，这些都是当时有名的世家大族。
这些人的利益在地方，自然有守土的积极性和对自己所影响区域内的军事调动权。
比如刘琨孤身一人在河北抵抗游牧民族，当时的北方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坞堡，都是地方豪强自发组织起来的自救活动。
因此，世家大族实际上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承担了先秦时代的封建主的角色。当然，这些世家大族最后也腐／败堕落了，出现了衣冠南渡。
隋唐时，这些世家大族依然占据高位，阻碍了社会政／治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科举制，使得皇帝有了一条可以彻底摆脱“中间阶层”的途径，可以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抗拒世家的影响。
但是，具体的地方政务必须要有人处理，寒门出身的官员，在地方很难真正展开拳脚，世家的影响无处不在。
因此，皇帝狠心杀了一波又一波的地方豪强，但很快又因为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原因，再次形成了高门贵族。
隋炀帝急功近利，希望尽快见到科举制的红利，结果被抛弃了利益的贵族们反杀了。
唐太宗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用软刀子对付世家。到了武则天时期，贵族终于被拿下，可是随着皇权向地方延伸的同时，地方的武备逐渐被削弱。这导致了武则天时期边疆战事频繁，丢失了很多土地，游牧民族势力死灰复燃。到了唐睿宗时，为了对付边关的游牧民族，开始设置了节度使作为封疆大吏管理地方军政。
节度使制度的发展，使得地方上的军政势力逐渐超过中／央皇权，由此酿成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
后期，唐王朝全国几乎都是节度使，皇帝成了摆设。
地方势力对中／央皇权的威胁，被五代十国演绎的淋漓尽致。因此，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在宋朝建国后，开启了一套中／央集／权政策。
宋朝皇帝牺牲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设置了相当复杂的行政官僚体系，使得政／府内部互相掣肘。同时，尽最大可能的吸收地方资源，强干弱枝。
与秦始皇的二世而亡命运不同的是，宋朝有了“科举制”的法宝，它源源不断地为宋朝输送了大量的职业官僚，这些天子门生多数是寒门子弟，天生的政／治资源只有皇帝，所以，大家“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
文武殊途，自宋代始，在边疆地区，也形成了流官治理，戍卒轮番守卫的模式，守土有责，成为了职业。因此，战斗意志大不如前，反正等两年，就会轮换，大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宋朝的制度，已经有后世“三权分立”的影子了，但是宋朝的中／央政／府征发大面积的兵役，面临的风险却很高。因为职业官僚换个主子一样干，宋朝皇帝却要承担所有的矛盾。所以，民间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谚语，皇权真正成了孤家寡人，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逐渐过渡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
边关少数民族此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虽然中原王朝的政／治演进依然比少数民族先进了一个时代，但是封建制的少数民族迸发出的战斗欲望与中原王朝讲究稳定的“三权分立”的战斗意志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边关少数民族是抢到了就是自己家的，可以传承下去【铁木真就是这样规定的】；中原王朝的军队则是是打一份工的职业心态。
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前，中原中／央王朝的“天下观”，没有足够的凝聚力来将国力转变成战斗力。所以有，宋，积贫积弱，但其实，宋的经济真的不弱。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的中／央王朝只好努力开发科技，希望通过科技代差形成国家的整体优势，以期抗衡游牧民族的进攻。
可是，科技的发展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宋代，没有赶上世界的工业革命，以后的明朝亦如是，所以，所谓科技，中原并没有真正的优势。
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是因为历代皇帝都在不遗余力地“去除中间商赚差价”，要形成一家一姓的铁桶江山。结果，皇权在漫长的博弈过程胜利了，地方上的活力却被压制了。
家天下，这种政／治的最大优点是稳定，不会有内乱，缺点是头重脚轻，地方武备空虚。
宋朝的超前的政／治制度，本该塑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文明，却因为没有赶上科技的发展，结果落后成了一个被蒙元百般蹂躏的王朝。
宋以后，明，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