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的漕运

隋亡之后，唐废弃其故都洛阳，改建都长安，长安又西去洛阳千里，地处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但因平原狭小，土地狭窄，农业不足供应京师，因此为防备灾荒，就得储备足够的粮食，历代王朝统治者对此都不敢稍有疏忽。

唐建国之初，高祖与太宗之世，用度有限，又注重节约，水陆运输，水旱的储备大致够用，漕运尚无发展。到了高宗后面临日益严重的困难，因此不得不想尽办法以通漕运。以下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及《新唐书·食货志三》看唐代所开新渠运道及对前代运渠的整治：

1.高祖武德八年(西元625)，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在陇中开五节堰，引水通运。

2.高宗永徽元年(西元650)，沧州刺史薛大鼎奏请：本州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而今应重新开通，引鱼盐于海。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雕像

3.咸享三年(西元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高宗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

4.武则天大足元年(西元701)，于东都(洛阳)立德坊，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

5.玄宗开元二年(西元714)，河南尹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开元十五年(西元727)，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

6.开元十八年(西元730)，宣州刺史裴耀卿奏陈漕运事。

裴耀卿画像

7.开元二十九年(西元741)，为彻底解决三门峡运输的困难，陜州刺史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漕运。

8.天宝三年(西元744)，以长安令韦坚兼水陆运使。韦坚整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

唐开元二十一（西元733）年在裴耀卿改革运输法之前，所采行的长运法，大致为地方州县将要上供之税赋物资聚于扬州起运点后，组纲运输，中间没有透过中转运输，没有经过任何运输环节，中间没有变换运输方式和工具也没有装卸货，直接到达目的地洛阳。

若依运输原理而言，它是经济而快速的，但由于漕河的水文受限于其经过的地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使得

而三门段的运输条件，过去虽先后经褚朗、杨务廉、李杰等人在水、陆二运上的改革，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使整个漕运运输功能差，不能完成朝廷之要求。

裴耀卿在玄宗的同意下建立仓储制度和分段运输法，改革过去“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的直运法。

黄河

经裴耀卿之改革后，南方漕船只要运至河阴，将物资贮纳河阴仓后，改由官府自雇船另运，不必停滞等候河水的涨落，而节省了运输时间；

江南租米在河阴仓卸下租米后，便可使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太熟的黄河中，减少过去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之麻烦与生命危险，而有利于民生；

开山门十八里，以避湍险，由漕船换车陆运，不免麻烦，但较昔李杰洛阳陕州间之陆运为方便，而保障了船工的生命安全；

贮存于河阴仓的租米等河水深度适合时，才用船装载西运，并令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运输效率和运费自然得益不少。

唐转运仓位置图

安史之乱后的漕运

安史之乱后，对于漕运也有些许开发及整治，以下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及《新唐书·食货志三》看唐代所开新渠运道及对前代运渠的整治：

1.宪宗元和三年(西元808)，淮南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因漕渠庳下，水皆入淮，夏季水不足，不能通运，遂筑此堰。

2.文宗太和初(西元827~835)，咸阳县令韩辽请疏通秦汉故渠兴成堰。

此外，《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八：

泗州盱贻，有直河，(睿宗)太极元年(西元712)，刺史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通扬州。宿州虹县，有广济新渠，(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西元739)，采访使齐澣开，自虹县至淮阴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运。扬州城内，以旧漕渠浅，漕运误期，盐铁使王播于(敬宗)宝历二年(西元826)，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长九十里，以通漕运。

华州华阴县有敷水渠，(文宗)开成二年(西元837)凿渠，以泄水害。五年(西元840)，刺史樊忱复凿之，使通渭漕。《资治通鉴·唐记》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西元764)，汴河堙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遇险劳费。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议开汴水。

《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载疏通灵渠事：此渠属桂州理定(今广西兴安)境内，引漓水成渠，为故秦史禄所开，后废而不用。

《唐会要·疏凿利人》卷八九，载开凿孟渎：宪宗元和八年(西元813)，常州刺史孟简在江苏武进因故渠开新渠，此渠即以”孟渎”名之。孟渎亦非唐代所开，是利用一份天然河道和前代旧渠故道而成。

《新唐书·地理志》载：宪宗元和元年(西元806)，山南道节度使严砺疏嘉陵江通漕，供应成州戍兵。

唐代的水运系统，要言之大概可分为几点说明：

第一，从全局来看，终唐之世，其水运因袭汉代以来主要是隋代的运河系统。隋代都城洛阳通江南的运河，就是广通渠，唐时称广济渠。接续广济渠的下一段便是山阳渎至扬州，由扬州再续通杭州的一段，即隋代的江南运河。自长安至洛阳的一段，大体沿用汉代的运道。

第二，唐代运渠的另一特点就是新开辟的少，主要是对前代的运渠进行全面整治和修补，如唐中叶对汴水的疏浚，对已废置的灵渠重新修整，并恢复使用；扬州漕渠堙塞，加修新的辅助工程，使之通漕。

唐朝扬州运河景象

第三，唐代新开通的运河不多，已见的新运渠，规模都很小，最长不过三.二百里；就其用工，最多也不过三万人，这同隋代动则百余万人，凿渠八百里乃至千余里的规模，相去甚远。

隋唐开凿的运河，无论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还是在运河及漕运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隋代开辟贯通南北三千余里的大运河，应居首创地位。自此，中国进入运河与漕运大发展与繁荣的辉煌时期。

安史乱发，经八年始告平息，但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漕路也阻绝，在时新承大兵之后，中外艰食，京师斗米尝至一千，官厨无兼时之秧，禁营军乏食，畿县百姓挼穗以供之朝廷乃决心整顿漕运，以输东南物资济京师，刘晏授命为盐运使后担负起艰巨任务，乃全心着力于改革，首先疏通漕运航道，继而改革漕运运输事宜。

刘晏图像

漕运运输经刘晏改革后，从漕船建造，物料选用，分段接运、人力调配和漕运防护……等方面，都由朝廷根据实际情况做全面安排，将漕运由朝廷直接经营管理，建立一套完整的漕运经营制度，不但恢复了运输功能，且节省了很多运输时间与费用，江淮税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

漕粮的运量多达一百一十万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粮食运到河阴后，其中四十万石运往京师，其他一部份运往陕州太原仓，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运到时，先运入关中，以供应用，剩下的贮存河阴仓。往后五十年皆依其制。

唐代国家财赋仰仗江南，韩愈的“当令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说法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却反映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基于南方农业经营的发展，唐代漕运重心十分明确的转向南方，这在唐代漕道的分布及走向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代漕运的主要通道有以下几条：

(1)东南运河道。这是沟通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四大水系的水运通道，这条水道在唐代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官府用以漕运江淮诸道的粮食。其中，山阳渎和江南运河是唐代东南运河最重要的二条航道，这两条航道虽然前已有之，但为了漕运的便利，唐代政府仍花了较大的气力修业和治理。

(2)江淮汉沔道。该水道也早已有之。唐初进行了治理，中唐以后，藩镇势力常常切断东南运河，以此与唐朝朝廷对抗，削弱朝廷势力。唐王朝为了转输东南租赋，便临时起用江、淮、汉、沔这种水陆相兼的漕运通道，向关中输送财物。唐王朝在”安史之乱”、李希烈反叛以及唐僖宗逃亡蜀地等政治动乱中，皆利用江、淮、汉、沔水道漕运巴蜀和江淮租赋接济唐朝政权。故而，该水路通道对于维持濒于崩溃的唐中央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大瘐灵渠道。这是唐王朝用以漕运岭南及安南等地租赋的漕运通道，从广州出发，又载舟船沿赣江至豫章，再北行至彭离蠡湖，入长江，沿江抵达瓜洲，接山阳渎，再由东南运河漕运长安。最为险要的大瘐岭一段，唐王朝先后进行多次治理。

(4)灵渠道。灵渠，南接漓江，北接湘水，是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人工作运河，唐后期，朝廷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及对河道的治理，并且不避艰险，达到漕运。

(5)嘉陵故水道。这是自古连接关中与巴蜀一带的漕运通道，唐代晚期，藩镇蜂起。各专租税，黄河南北、江淮一带难有上供，朝廷多仰赖该运道漕运粮食。

(6)黄河汾水道。该运道属北方运道，随着北方的动荡，迅速瘫痪。

唐邗沟与江南运河图

从唐代漕运主干道的分布及走向不难看出，唐代漕运重心在南方，无论是唐前期的太平之世，抑或唐中后期的大乱之世，南方漕运始终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唐人杜牧便道出了“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强烈感受。

这与两汉时期的漕运格局完全不同。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南方的开发和长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漕运的指向必是经济大发展地区这一重要史实。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唐代漕运运输之研究》

《唐会要》

《丛书集成新编》

《新唐书》

《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