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从经济领域中寻求对政治结构与事件的解释，乃是18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普遍取向。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一个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政治结构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相对稳固的经济结构，乃至地理基础。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被赋予“国家”象征意义的君王、新兴的资产阶级都在努力寻求立国的根据、构建国家的民族、经济与文化基础。
于是，一些极端的国家理论得以产生：民族国家应以单一民族为基础，国家应建立在统一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市场体系之上，国家应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换言之，统一的国家应建基于统一的民族、统一的经济、统一的文化之上。
按照19世纪西方式的国家理论，大清帝国是不成其为“国家”的：没有统一的民族观念，没有统一的经济体系，也没有统一的文化。受到此种思潮的影响，中华民族觉醒的先驱者们，在“再造中华”的过程中，首先汲汲营求的，就是构建“统一的中华民族”，在晚清与民国时期，社会各界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宣传
其次，是构建“统一的中国文化”。在思想学术界，主要是要把中国文化“论证成统一的”，并找出这个统一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当然，这主要是儒家文化）。
而最重要的，仍是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经济体系，或者说，“实现一体化的民族经济”。民国时期，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与实业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只有通过构建一体化的民族经济结构，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只有经济上的统一才是国家实现政治与军事统一的基础。
当然，试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讨论中国之统一必然性的思路，在更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著名论断应用于中国的统一与分裂问题讨论中的直接推衍：既然中华帝国在政治上是统一的，那么，作为帝国政治体系经济基础的经济体系，也应当是统一的。
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此种“统一的经济体系”的路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自古以来，中国范围内的各地区就存在着广泛的经济交流，特别是盐、铁、贵重的丝织品及其他奢侈品的交流。
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北方游牧世界与黄河流域农耕世界的经济交流得到普遍重视，也确有诸多证据；在同样的理路下，张骞通西域以及武帝时代对西南夷地区的探险，均被描述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受到某种经济交流愿望的驱动，而其所以成功，更因为在此前已有相当程度的经济交流作为背景。
至于这种经济交流或贸易流通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其是否足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则不能详知，或被忽略。这种经济交流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当然，这个国内市场究竟形成于何时，以及如何断定存在着这样一种国内市场，学术界异见纷纭。
第二，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就存在着相对完善的道路体系，而且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道路体系的维护与拓展。全国性道路体系的建立，一直被作为中华帝国统一的象征之一，也是帝国境内各地区经济交往成为可能的保障。
这些道路体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作经济交往的渠道，并未经过充分论证，而被认为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道路交通体系当然可以而且必然促进地区间的经济交往。
秦直道遗址
许倬云先生从中国历史上的道路体系出发，提出了道路体系、经济体系相互叠合的观点，他指出：“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为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中国的道路系统，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
而“经济体系由交换资源而来，其体系的形成，自然与道路体系相叠，甚至重合。于是无形的交换网络，实在也可由平面二度空间的道路体系，类推而建立”。这种思想方法，直接将全国性交通网络的建立与全国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基本对应起来，从而将全国性经济体系之建立至少可以上溯至秦汉时代。
第三，朝贡贸易体制的形成、发展，使中国的边疆地区及其毗邻藩属国得以被纳入中国经济体系之中，从而强化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内聚性，而此种内聚性显然有助于统一的经济体系的形成。
长安“西市”里来自遥远边裔的各种奇异商品，强化了帝国都城作为全国性经济中心的印象。几乎每一个朝代的都城，都被描述为帝国范围内的经济中心——它汇聚了全国最重要的财富，成为全国性贸易流通的中心。
《万国来朝图》局部
我们在各种通史或断代史论著中，都不难发现就此三方面所作出的具体阐述。阐述这些内容，目的乃在于证明：中华帝国不仅是统一的政治实体，还是统一的经济实体。
由于没有明确的指标界定“前现代”状况下怎样才算是统一的经济体系，因此，上述笼统的论述被认为是许可的，具备这些条件，即可以称为统一的经济体系，而此种经济体系的松散的统一性足以成为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
这样的论证方式在逻辑上是奇怪的：它首先假定统一的帝国应当具备统一的经济体系；然后选择几种经济指标，选择性地使用史料，叙述帝国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认为这种经济联系的存在已足以表明帝国经济的一体化。
最后，再反过来证明帝国的统一确实具有统一的经济体系作为基础。因此，这一论证无论如何繁复，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循环论证。
如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体系”乃是指一群经济个体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关系，个体间的通货可以互相兑换，任一个体的变动都会对总体造成影响。
即便是使用最为含混的经济体系标准，也很难确证帝制中国各地区（且不论这些地区是否可视为“经济个体”）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关系”，更无法证明任一个体（区域）经济的变动都会“对总体造成影响”或评估这种影响。
因此，试图证明传统中国存在一种统一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专制主义帝国的统治并不必然以统一的经济体系为基础，而恰恰相反，它主要凭借暴力手段（赋税征敛和索取贡品）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来保证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以及财富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凡其武力所及、官僚统治所在之区，都被纳入帝国的经济控制范围内。
换言之，帝国内部各地区间所存在的经济联系，主要来源于王朝国家对各地区经济资源的控制与掠夺，是建基于王朝国家对各地区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之上的。
《红楼梦》插图中的清朝官府
或许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很难证明中华帝国之形成与统一乃建基于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冀朝鼎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并试图运用这一概念作为杠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
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
他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古典封建主义结束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以领土扩张、经济中心转移以及政治统治不断更替为特征的漫长时期。在这一漫长时期里，统一与分裂的交替出现，是在一种社会结构几乎全无变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大致如旧的情况下产生的。
其间，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未能达到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各个地区性的组织是高度自给自足的，且彼此间又互不依赖。
因此，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信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
明清时期的漕运
换言之，“基本经济区”有两层含义。第一，控制它就可以控制全国。第二，在分裂、动乱时期，它是各政治集团奋力争夺的对象；而在统一时期，则是统治者特别重视的地区，统治者给予它许多优惠条件以确保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
冀朝鼎运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的分析，论证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地区性，认为中华帝国政治上的统一“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
“这样的统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当基本经济区的优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战，统治势力就会失去其立足之地与供应来源。于是，分裂与混乱的现象就将发生。这一现象一直要延续到一个新的政权在一个基本经济区中固定下来，并成功地利用这一基本经济区作为重新统一的武器时为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分合的“经济基础”。
冀朝鼎的研究理路，仍然是试图从经济领域中寻求对政治结构与事件的解释，其新意在于，他强调构建、控制基本经济区，乃是统治者控制帝国全境的手段，是从中华帝国政治体系的特质及其变动的角度展开讨论的。
显然，认为统一的中华帝国的经济基础并非统一的全国性经济体系，而只是其所重点控制的一个或几个特别重要的经济区（基本经济区或核心区）。
这种观点，抓住了中华帝国疆域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这一重要经济特征，并进而指出了帝国政府的政治控制格局的根本特征——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进而控制全国。
然而，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经济资源并非中国历代王朝赖以建立并保持其对全国统治的根本性基础，经济发达之区也不必然被王朝国家视为实现统治的根基而受到特殊重视，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以确保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恰恰相反，经济发达之区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王朝国家重点掠夺的对象，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地区。
《盛世滋生图》局部
同样，施坚雅模式的核心，也在于从经济的角度探究中国各地区间的内在联系。施坚雅的方法论有两个主题：大区和市镇的重要性。
在有关市镇的讨论中，他论证说：在农业区域，最重要的聚落是那些定期集市，它们反映了农业经济日益增长的区域多样性。由此出发，施坚雅阐释了从农业经济中生长出来的地方聚落，是如何融入到更大的中国城市系统之中去的。
更重要的是，他证明：这些集市乃至各层级市场中心的存在，根本上是一种经济结果，是由于地方零售贸易的存在，而不是行政控制或帝国统治的结果。这种区别，就把重视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观，转移到关注地方和区域社会与经济的讨论上来。
施坚雅关于经济聚落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的理解，也有助于打破以往将中国社会生活区分为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两方面的做法，并从根本上削弱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市场体系的兴起必须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看法。
当然，施坚雅的研究，更强调19世纪中国各个“大区”的内在联系及其相对独立性，从而隐含着直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期，中国并未形成统一市场体系的认识，但大区的分划，实际上仍是以中华帝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相对统一为前提的。
施坚雅模式受到了众多的批评，批评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他立基于19世纪与20世纪前期中国特别是四川成都平原市场体系的研究，究竟在中国历史的时间空间上有怎样的普适性?
二是他把中国的乡村居民都看成是理性的经济动物，都会自觉使用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市场法则，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都是如此。萧凤霞评论说：
施坚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具和大量的人口统计数据，尝试描绘中国农村的市场结构。他首先提出了区域系统的概念，再以这些概念组成结构性的空间和时间，进而假设经济和行政机构就是在这结构性的时空中运作。
在施坚雅这个形式主义的结构里，中国的农民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动物，历史的偶然性、文化意涵和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占一明确的席位。
它们都不过是从属的变数，都足以用经济或行政的结构所解释；这些经济和行政的机制尽管有着结构上的差异，却在功能上互相整合。
清代的农民一家
严格说来，施坚雅模式还是一种控制论，只不过是将政治控制论转换成为经济－市场控制论而已。“控制论”最大的缺陷在于，被统治者往往被描述成被动者。
政治控制论说：政府制定了政策，人民乖乖地适从，社会由此得以安定。经济－市场控制论看上去要好一些，至少它认识到人们首先要吃饭，然后才能考虑是否要听官府的话。
但它忽略了其他要素，人毕竟不全是或不仅是经济动物；而当经济控制论被简化成市场控制论时，所有的人都被看作会精打细算的市场人，距离事实就更远了。
无论是统一的经济体系论，还是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以及施坚雅模式，都是试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华帝国的统一性，即为统一的中华帝国寻求“经济基础”，我们可以把这些思考路径与阐释理路总概为“经济基础论”。
显然，这种阐释理路揭示了统一的中华帝国在经济领域里的诸多表现与特征，但这些表现与特征并未能构成中华帝国统一的“经济基础”——与其说经济领域的这些表现与特征是统一之中华帝国得以形成的“基础”或“条件”，毋宁说是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