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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统治者政治需求角度,看关羽历史地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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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统治者政治需求角度,看关羽历史地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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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关羽败走麦城,在临沮遭遇马忠埋伏,被其所擒。之后被斩杀于临沮,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不过当时关羽的形象与现在“武圣”、“义绝”给人们的认知大相径庭,在死后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反而是当做一种负面形象成为民众所害怕的对象。而之所以有我们现在的形象,是通过了宋、元、明清时期政治权力阶层基于统治的需求而一步步称王成圣。下面就这一现状进行分析。

从王朝统治者政治需求角度,看关羽历史地位的变迁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关羽地位与形象的早期形态

  •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羽形象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动荡时期,此时的汉族羸弱,胡人强悍。国家版图在胡人铁骑下支离破碎,虽然士人阶层因喜好玄学、清谈之风显得萎靡不振,但是在士卒、民众及一些文人不满于家国破碎,日暮途穷之时,尚武行侠的民族精神也油然生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并不遥远的三国名将故事便得到了传播。

而关羽在此时与张飞共同被人所称颂,以“关、张”形容武将勇猛的史书比比皆是。

《晋书-刘遐传》记载: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

《魏书-杨大眼传》记载:当世推其晓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

《陈书-萧摩诃传》记载: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

不过此时的关羽虽被人所称颂,但在地位上仍然只是三国时期一员勇将,对其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并不避讳。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记载了5处关羽不甚英勇的风土传说。而且此时关羽的故事并没有受到文人的青睐,他的勇猛与忠义更多是流传在军队之中,这与关羽的武将身份是相符合的。

  • 隋唐时期的关羽形象

隋唐时期,中国进入鼎盛的大一统时期,整个社会面貌和人文精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治阶层和整个社会更希望打造一个盛世文明,因而不再对关羽这种分裂时期的勇将进行关注。而且,受到三国时期的分裂局面,以及曹魏为正统思想的影响,唐朝统治集团在倡导文治武功时,并不将蜀汉将领关羽作为褒颂的对象。此时的关羽形象处在一个低潮期。

总的说来,关羽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其事迹多流传于史书于民间,统治阶级并没有给其特殊的关注,仅仅以一名配祀的地位在武庙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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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到王,关羽地位在宋朝变迁的因由

关羽死后,刘禅于景耀三年追谥其为壮缪侯,意思就是说他在领军作战上有能力,但是没有发挥出来。这也是宋以前官方给予的唯一爵位。但是自宋徽宗开始,在短短的21年内,对关羽的追封多达4次,完成了由侯进公,由公进君,由君进王的转变。究其原因,与时代背景与统治者的需求分不开关系。

  • 背后的原由

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兵权到宋徽宗时期,此时的宋王朝内外充满了危机。从内部来讲,文官系统庞大,这一时期的文官规模超过了之前任何朝代,他们所消耗的给养超过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真正有能力者却屈指可数,这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这直接体现的就是军队实力薄弱,对外战争难以取胜,导致不断的谈判求和,以贡物换取和平,社会矛盾逐渐的尖锐。

从外部而言,宋王朝北有辽国,西有西夏。时刻要面对两国的军事威胁,再加上宋朝薄弱的兵制,吃败仗成了家常便饭。不断地议和、不断地购买和平,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变成了他国的国家收入,使得宋朝国内民不聊生,危机不断。

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有着国家、民族强大起来的愿望。因时势没有造出英雄,因此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过去,他们选择了以“忠、勇”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关羽。希望通过树立这样一位忠君爱国的形象,达到激励民心士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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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表现

关羽的政治地位提升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爵位的进封,另一方面是通过祀典制度和庙制体现。

前文有说过,宋徽宗时期在21年内对关羽进行了4次追封,这4次分别为崇宁元年封为忠惠公,崇宁三年封为崇宁真君,大观二年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封为义勇武安王。除此之外,南宋时期的宋高宗和宋孝宗也有两次对关羽的追封。通过不断的追封,抬升了关于的政治地位。

在宋以前,关羽只是以一名配祀的地位在武庙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被统治阶层进行官方祭祀就是始于宋徽宗年间。不过此时关羽仍然属于配享名将的位置,远未达到后世尊崇的地位。

通过宋朝时期的追封、祀典制度和庙制的改变,关羽的地位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为后续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是基于统治者对国情、民情应对的一种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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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而帝,关羽地位在元明时期变迁的因由

  • 背后的原由

自元朝入主中原后,他们采取的民族分化的政策使得汉族处在社会地位的最底层,但是以这种方式对具有人数优势的汉民族进行社会统治和治理,可谓是困难重重。这其中导致的是尖锐的矛盾和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不断地吸收汉民族文化,希望在缓和矛盾的过程中得到政治的安宁,因此他们更需要一种精神的信仰来巩固已获得的政权,缓和矛盾。因此关羽的“忠、勇”形象再一次得到了提升。

而在明朝时期,统治者之所以不断地崇祀关羽,是因为看中了他对正统王朝的忠义,看到了他们得以利用的政治价值,把关羽政治角色步步抬升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宣传工具。明朝中期,由于封建统治者荒废朝政,大兴土木,民众负担日益加剧,使得社会国力不断下降,民族矛盾也在不断地激化,阶级日益尖锐,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统治的危机。面对着这些统治危机,统治阶级在运用常规手段进行统治的同时,他们也需要利用非常规力量对民众进行“心治”,维护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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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表现

在追封上,元朝统治者分别于元泰定帝天历八年和元顺帝至正十三年两次对关羽进行了追封,其身份在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护国真君。而明朝时期,明神宗、明思宗同样对其进行了两次追封,关羽的被尊为关圣帝君,完成了由王到帝的转变。

这一时期关帝庙的大力推广与祭祀制度的确立更能真正体现出关羽地位的变化。在宋朝时期,关帝庙只是初步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而到了元代,就己经有了“义勇武安王祠遍天下”的说法。显然这也是统治阶层喜闻乐见的,这是符合政治局势发展的,因此他们不断地鼓励并支持关帝庙的修建。

明代除了建立一些规模较为大的新庙,还会在前代关庙的基础上进行重修和扩建,甚至在一个县城内关帝庙的数量就有数座,而且明朝后期修建的关帝庙数量远远大于明朝前期。

元代陵川学士郝经曾言:郡国州县、乡邑闾井尽皆有庙。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驥,严如王生

由此可见,到了元代,对关羽祭祀制度进行了初步确立,在官方的提倡与推动下,已经形成了非常正式与宏大的规模。元政府通过对关羽政治地位的进一度抬升,以期达到在控制民众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到明朝时期,关羽祭祀制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与完善。每年祭祀时,祭礼更加的隆重,祭祀关羽的活动次数和规格都有了很大的升级,并对祭祀制度作了一个的改革,使其更加完善。规定祭期有原来的6次改为现在的25次,祭祀的官员为顺天府和太常寺官祭,祭品也极其丰盛。

元明时期通过这些层面上对关羽政治角色建构的加强,进一步抬升了关羽政治地位,使其在权力阶层控制民众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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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帝而圣,关羽地位在明清时期变迁的因由

随着关羽封号的不断升温,关羽“武圣”政治角色建构终于在清朝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影响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顺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建立政治认同的合法性理由,以关羽又取代了姜太公,从配祀的地位成为武庙祭祀的核心,和孔庙并列,被世人称为了“武圣人”。这里依然可以从背后的原由与具体情况看事态的发展。

  • 背后的原由

清朝与元朝一样,作为非汉人王朝入主中原。在统治前期需要面临不被汉文化所接受的困局。而随着承平日久,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对权力阶层的反抗加剧,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大规模反抗运动。

除此之外,自1840年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后,国外势力的威胁与侵略在一步步加剧。再加上权力阶级的腐化,军事战斗力严重的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统治阶层不断地加封关羽目的主要在于要使人们能够像关帝追随刘备那样,效忠清王朝,英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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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表现

对于关羽的封谥,在清朝可谓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从顺治九年,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又先后13次封溢关公,并且封号的溢美文词越来越多,最多的竟达到26字,完成了武圣关羽政治角色的最后建构。此时,关羽的政治角色建构已经从原来的将侯的历史角色到后来的王、帝和圣的政治角色。

而这一时期的关帝庙无论是数量和规格都有了新的变化,从数量上来讲,除了国内,在国外也有不少。清政府甚至直接要求各直省府州县必须建立关帝庙,使得“由京师达于天下,郡邑有司岁时以礼至祭”。而在规格上,关帝庙已经按照按照帝王标准在要求。其中的解州关帝庙,建筑是按照帝王宫殿的形式来进行建设的,规格也是采用象征皇家身份的建筑材料,而且建筑所用琉璃瓦,是皇宫建筑材料,黄色的琉璃瓦面是最高等级建筑物的标志,是关公所处的最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显示出关羽的无上权威。

在祭祀制度上,规定每年五月十三日官祭,由太常寺先期题请。后来又规定对关羽本人及其家人也进行祭奉,而且关于祭典、祭品等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制定了了一套具体和繁琐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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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关羽武圣政治角色一步步地从将到圣的过程中体现着这一人物所具有的塑造价值。封建统治者对关羽政治角色的建构正是体现在这种忠义仁勇的精神上面,无条件地效忠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封建权力阶级之所以不断地建构关羽形象,不断地抬升关羽的政治价值,关键在于他们认为关羽这一权威性人物的建构拥有着重要的政治价值。

可以看出,对关羽的推崇在清代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事实上,关羽不过是宣传忠文化的工具罢了。在这里,关羽就是忠文化的化身,是启发、诱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学习的目标、榜样,通过营造关羽崇拜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学忠臣,人人做忠臣的价值导向,抑制社会上“不忠”因素的负面影响, 使广大社会成员潜移 默化地接受忠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比空洞说教和硬性灌输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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