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原名马志德，圣名若瑟，又名钦善、建常、绍良，字斯藏，又字相伯、湘伯、芗伯，以字行，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祖籍江苏丹阳，生于丹阳马家村(今江苏丹阳)，中国著名教育家，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创始人兼首任校长，爱国人士，耶稣会神学博士。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为其弟子。后人辑有《马相伯先生文集》。其故居有江苏丹阳、丹徒和上海徐家汇、松江泗泾等地。墓园在上海宋庆龄陵园内。
“墨水瓶事件”与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建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文科教习郭镇瀛因五班教室内的一只空墨水瓶，迁怒于学生。后几经波折，校方竟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此事引起轩然大波，200余名学生和总教习蔡元培愤然离校，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大部分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成了爱国学社，另有20多名学生在蔡元培的引荐下向马相伯求助。是时，适逢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这批学生，向天主教会租用徐家汇观象台的旧屋作为校舍，并聘请了几位法国籍神父任教。如此一来，一座新式学校便宣告诞生了。马相伯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震旦学院。”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由此可见，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必将前途无量。
震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任监院(即院长)，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梁启超获知此事后，欣然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诚如梁启超所言，震旦学院在管理上不仅”完备有条理”，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
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引导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热衷教育救国的马相伯对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名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他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但是由于怕清政府因马相伯收留通缉犯会如同1901年义和团事件一样迫害天主教会，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稣会的担忧和反对。1905年，耶稣会派法国人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也是为了不要马相伯行为过当。
南从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稣会士，取消孔子诞辰假期认为是崇拜偶像，使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还”尽废旧章，别定规则”，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怀疑，加强管理，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但是南从周的行为却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不满，大批学生退学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无奈之下他和部分学生一起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随着马相伯和学生们的离去，震旦学院仅剩下一副空壳，这无异于关停。但马相伯认为，震旦学院的精神不能磨灭。他决定再办一所新校，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响应。那取个什么校名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议取名”复旦”。一者，”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者，”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
马相伯听后，立刻表示赞许。然后，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一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
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严复为总教习。
多方营救”七君子”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忧国忧时的马相伯，把自己比做“狗”，要叫醒沉睡的中国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 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