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版图上，曾经存在着两种无论生活方式、还是宗教信仰都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和长城以北的游牧文明
长城以南就不用介绍了，我们今天课本里学到的王朝历史，主体就是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而在长城以北，居住着几乎是农耕民族的死对头-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以匈奴人为主，他们自诩为草原的主人。匈奴单于冒顿曾说过一句名言:”太阳在哪里落下，哪里就是我牛羊的草场。”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适应性。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这种不同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导致了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和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长达数百年的冲突和鏖战，我们今天的格局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文明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西方历史学家通过把刀耕火种称为原始农业，而将放养畜牧视为原始畜牧业，并将种植畜牧与采集渔猎分开。由此，将从事采集渔猎的人类称为渔猎民族，将从事耕作种植的人类称为农耕民族，将从事放养畜牧的人类称为游牧民族。随着时代的演进，商业繁荣的国度又称为商业民族，航海贸易的民族又称为海洋民族，到了现代搞太空探索了，又来了个民族。然后又以某种生产方式定义文明，有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商业文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的所谓划分。西方历史学家对文明以及民族的划分都是错误的，也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文化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布格局是十分鲜明的，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即认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或”生态环境”是产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时，却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客观的因素或非人为的因素，否则，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其基本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中有关人的因素，也就是人类”文化”方面的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都注意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认为中国与西欧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制度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西欧封建时代，农业耕作方式是田草结合、农牧结合，而中国则是单一的粮食种植业。[7]也就是说，中西农业文化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的农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单一的种植业文化。种植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没有能够有效地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实际上的分离状态，二者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与斗争，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与这种经济类型间的分离状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上述两种经济类型间的有机的结合，我们认为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外，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是形成农牧分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中原地区是整个农耕民族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对于周边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发达、先进的优势地位，因此，也就产生了以中原和周边相对立的思想观念：中原为本，周边为末，中原代表先进、文明，而周边则成为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同义词。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以中原为内，而以周边为外，逐步将中原农耕民族、农耕文化与周边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相互区别开来的思想意识。中原是文明、”礼仪之邦”，是属于华夏；周边则是”蛮荒”之地，属于”四夷”。后来所形成的内地与汉族、边疆与少数民族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中原与周边”对立论”或中原”中心论”的某种思想遗留。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使得这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利益等方面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界限始终存在，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这就是长城的修筑并赋予长城以特殊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