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诗人就已天才辈出，但教科书上冠名的“伟大爱国诗人”中，仅有屈原和杜甫榜上有名，屈原爱的还只是楚国。宋朝及宋朝之后的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于谦、龚自珍、林则徐，在数量上远超宋朝以前——为什么？为什么宋朝以前的诗人都好像不怎么拥有爱国情怀？
因为很简单：岳飞陆游们爱的那个延续至今的中国，真正形成其实是从宋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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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词当然由来已久。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122字的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但这里的中国，仅仅指的是西周王城的都城成周地区，跟如今北起漠河南到三沙的广大疆域不是一个概念。
虽然铭文中的“中国”不过是伊水洛水流域的洛阳一带，但在西周时人的眼中，这里即是“天下的中心”。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华夷”观念的形成，最终造就了古人延续超过千年的天下观：
我所在的地方——王所在的京城——既是世界的中心，又是文明的中心。比如洛阳，比如长安。
大地像棋盘或靶心，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王的京城之外即是华夏或者诸夏，比如齐鲁晋卫这样的诸侯国。秦汉的大一统年代之后，就是巴蜀两湖这样的地方。
华夏之外就是野蛮的、没文化的夷狄，比如周朝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唐朝时的突厥。地理空间越远离中心，那里的环境就越野蛮荒芜、文明也越低级，所以才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
所以当时的天下并不等同于中国。《诗经·大雅》“惠此中国”的诗句，这里的中国其实是都城之意，汉末学者刘熙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屡见不鲜，意思有时仍指天下四方之中，如《礼记·中庸》里的“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有时却与后代的“中原地区”意近，如《孟子·滕文公上》里的“北学于中国”。直到近千年后的唐朝诗人陈子昂赋诗“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也仍然是中原地区的含义。
“中国”的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从西周到唐朝，中国人的天下观却一直没有变。在王勃王维的脑海里，其实并没有多少岳飞陆游时代的“中国”概念，只有华夏与夷狄并存的天下。重要原因在于除了佛教之外，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几乎从来没有受过真正的挑战：匈奴突厥再猖狂、五胡乱华再嚣张、即便最终入主中国的是胡汉血统混杂的李唐，最后汉文明还是一样屹立不倒。
而且经过本土化之后，文人们捧着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鸠摩罗什和玄奘翻译出来的《金刚经》《心经》，读起来基本没有违和感。所以即便是外来的佛教，也不足以动摇一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反而被改造成了禅宗。
但这样的情形，恰恰在盛唐的最巅峰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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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之所以被称为爱国诗人，“国破山河在”和《石壕吏》这些写在安史之乱战争中的作品，几乎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腰斩盛唐的安史之乱，也几乎可说腰斩了以我为中心的天下观，从此中国人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以文明感召戎狄的天下，睥睨四方、怀柔远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汉唐时代已成梦幻泡影。
经过唐朝的藩镇割据、黄巢的杀人屠城、五代十国的互斫互害之后，赵宋王朝虽然勉强算是平定“天下”，但武功早已不能与开疆拓土的前代相提并论。宋太祖“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傲娇语录，只是欺软怕硬式的自我安慰，吓吓李煜这样的文学青年可以，在契丹的耶律阿保机面前就像是个笑话。
从一开始契丹占领燕云十六州，宋朝便无力北上；后来的西夏李元昊也让宋朝君臣伤透了脑筋——而这些领土往前两三百年都是唐朝直管的地盘。契丹好容易消停了，女真又强势得让北宋丢了首都汴梁不说、徽钦二帝和宫女嫔妃还被掠往北国受尽侮辱。
偏安杭州的南宋好容易撑到金国衰败，又被更野蛮更暴力的蒙古步步紧逼得最终崖山堕海。无论北宋南宋，宋人常常被周边四夷按在地上摩擦来摩擦去，哪里还有之前汉唐以德服人、君临万方的半点风采。而在女真蒙古这些“夷狄”的眼里，汉人哪还有半分当初天朝上国的风范？几与猪狗无异。
当北宋无力重现汉唐强势时，民族和国度的边界就无可避免地清晰起来了。原本的天下缩小为中国和外国，被先进文明臣服的四夷变成了旗鼓相当甚至强大犹有过之的劲敌。公元1004年，宋真宗签订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誓书上“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的称谓，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和“外国”的泾渭分明。
天下消失了，中国浮现了，于是一切都跟以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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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不是没有过边境战事，唐人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既有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样不畏战的豪情，也有李颀“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的反战立场。但不管是战还是和，政治立场没有绝对的正义非正义差异，都是一流诗人，都是足以流传后世的名句。
但宋朝不一样：宋朝的主战立场几乎是士大夫唯一“政治正确”的选项。不管具体形势如何、实力消长态势怎样，只要主战就是爱国义士、只要主和就是秦桧奸党——这样简单明了的二分思维一直持续至今。所以南宋诗词里，最广为流传的一定是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至于那些不爱国的主和派诗句，到今天早就无人问津。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生死存亡的压力，让宋人再难有唐人对于战事的旷达。
压力会改变一切。三国故事大量产生于宋代，其中包含了宋人对国家的焦虑：为什么刘备蜀汉是正统？为什么曹魏是篡逆？这里隐含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宋是中国正统、而契丹西夏再能打也是夷狄的问题。南宋以后，蜀汉的历史正统正式被确认，成王败寇的理念被暂时压制。而之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尊刘抑曹、帝蜀寇魏，便是宋朝以来的既定观念。
唐人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所以四夷要来学什么抄什么，统统大开方便之门。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们作为遣唐使来长安，每次回国总是带一大堆书回去。不但有正统的论语和佛经，还有不怎么登大雅之堂的房中书如《素女经》之类。唐人有这样的胸怀气度：不怕你学不怕你抄，就怕你学不会、学不像、最后一副山寨样。
宋人可就两样了。宋真宗景德三年（1004），朝廷下诏边民不得将除九经书疏之外的书籍带入边境市场。1055年，欧阳修相当严肃地请求朝廷禁止雕印有关时事的文字，“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到后来不仅是契丹西夏，就是对于无威胁的高丽和交趾也同样警惕。高丽来进贡的使者每过州县“悉要地图”的举动，就引起了沈括的警惕；而交趾来求书籍，诸如“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统统禁止外流。
台湾学者陈学霖曾因此而感叹，“自宋代以下，执政者辄以国防机密或以政治安危为由，干预侵犯作者的权利，动以刑法处之民事，正是王权膨胀之结果……此一趋势，就是从宋代开始。何以一崇儒厚道、以文德治国为典范的王朝，在这方面实质上是背道而驰，史家宜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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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没有时间深思。宋代崇文抑武、外战外行，宋人也就不得不处于连绵不绝的紧张、焦虑、担忧和岌岌可危的惶恐情绪中。从宋代开始，华夷的观念变得空前的严厉起来。
大约在1034年，北宋的学者石介写下了《中国论》一文。这篇史上最早以“中国”为题的政论文，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非我族类的警惕敌对。
“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
“茍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
有天下的时候，只有文明之华夏和蛮荒之夷狄，而没有中国；天下退去了，夷狄变成了打不过的外敌，中国于是才变得清晰起来。学者葛兆光指出：“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唯有自身强大、不惧外敌，才能培育出汉唐那样后人难以比肩的文化自信。宋人没有这样强大的自身，当然也没有同样强大的自信。
在面对佛教外来文明时，跟前人相比，程颐、司马光和朱熹等表现出来的是空前强烈的抵制。越是要抵御异族入侵，就越是要阐扬和建构自己固有的文明。理学的天理道统、我即正统汝即夷狄的不宽容，都来自周边迫在眉睫的武力威胁。同样的情况，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十九世纪同样出现：虽然坚船利炮火烧了圆明园，但祖宗之法不可变；因为洋人欺负我们，所以义和团才要拔他们的电杆、毁他们的铁路。
与欧洲诸国只是近代才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中国”自宋朝以来就已经相当接近于如今现代人的认识定义。严格的疆界、特定的民族、典型的衣冠、固定的礼俗……这一切都使人将“中国”与“天下”区分得清楚明白：中国的，以及外国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上出现的“中国”，是这个词第一次在正式外交文献上出现。到了七十年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取代“大清”成为代表近代国家的政治名词。
由唐至宋是深刻的历史变化，这变化就是与外国相对的“中国”概念的形成：从民族到国界，从文字到衣服——没有了汉唐时海纳百川的有容乃大，只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步步惊心。多难兴邦或许造就了中国，但胸怀天下，无疑才是比一族一国更开阔宏大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