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东游记》又称《中国印度见闻录》，是公元9世纪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和印度旅行时写下的见闻。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广州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
这个记载揭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即黄巢的军队曾经在广州屠城，杀了十二万旅居当地的外国侨民，其中主要是伊斯兰教徒。
10世纪阿拉伯学者马素第的《黄金草原》也对这起历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记录：“据估计，在面对刀剑的逃亡中死于兵器或水难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祆教徒共达20万人。”
美国当代汉学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则是这样记述这段历史的：“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总共有12万外国人被杀，当时城内总共罹难的人也不过就20万左右。
哈佛的费正清教授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记载：“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总共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城几乎被毁灭。”
▲费正清
从这些外国史料的记载来看，当时广州城里的总人口至少在二十万以上，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是屈指可数的大都会了。而这二十万人口中，居然有十二万是外国人，可见这座城市的繁荣和开放。
给这些外国人招来灾祸的，是他们的巨额财富。当时广州聚集了大量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们从事海外贸易，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贩卖到国外，再把国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卖到中国，从而积累起了惊人的资产。
黄巢起义爆发后，他的队伍没有后方，四处流动作战，到广州时已经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急需补充军饷和物资，所以这些外国商人的财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标。
有“人屠”之称的黄巢不但杀了阿拉伯商人，而且还把广州附近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部砍光。没了桑叶，也就没有了丝绸贸易的资源，这些阿拉伯商人的丝绸贸易就没法继续了。
黄巢原本是想通过杀人砍树，彻底赶走阿拉伯人，自己长期占据广州，将这里作为自己以后经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处岭南的广州长年高温，而黄巢的军队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际，岭南爆发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黄巢军队的兵力折损三分之一，最后，黄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阳、长安，唐僖宗被迫迁往蜀地。
黄巢屠杀广州外国人的事，中国古籍中未见记载，但在《资治通鉴》和《旧唐书》中却有过另一次广州被屠城的记载：
“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见《资治通鉴》卷二二0）
“癸巳，广州秦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见《旧唐书》卷十《肃宗纪》）
这两段记载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广州经历了一场少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国和波斯两国兵围广州城，广州刺史韦利见抵挡不住，就弃城逃跑。两国军队入城大肆掠仓库，焚烧房舍，然后带着抢来的财宝乘船渡海海回国。
这次屠城发生在黄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换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国军民。
穆斯林胡商势力在广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乱，是这起屠城惨祸的缘起。
唐朝是个开放包容的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贸易兴盛。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也处于鼎盛时期，所以对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占了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份额。
原来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需要穿过沙漠和高山，路途异常艰险。随着阿拉伯造船技术的迅速发展，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阿拉伯人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海船，并将这种造船技术传到了中国，原来没有龙骨结构的中国海船也安放了龙骨，从而使船体结构得到大大加强，适于远海航行，于是海上丝路逐渐取代陆上丝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通道。
当时岭南经济还不如中原发达，广州是那里唯一的商贸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里温暖的气候也适合南亚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万来岭南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外国人都云集在广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孟加拉人，僧伽罗人、高棉人、占人、犹太人。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景教等。
当时的广州港里停泊着许多来自阿拉伯、婆罗洲、波斯、爪哇等外国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贵货物堆积如山。
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唐朝开始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国商人征收税赋，并且帮助他们办理出进出港事项。
唐朝规模庞大的海上贸易也深深影响了世界。高罗佩撰写侦探小说《狄公断案》时，把狄仁杰编排成一个在山东登州负责海上贸易的官员，而在真实的历史中狄仁杰从来没有担任过这类职务。之所以这样设计人物，是因为当时世界上的人对唐朝海上贸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贸易，对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态度，于是伊斯兰教便随着阿拉伯商人大举进入中国，在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各地广为传播。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年~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派门徒4人来华传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经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州登陆，开始在中国传教。贞观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捐资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为纪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怀圣寺”。
中国伊斯兰教有“四贤”之说。所谓“一贤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国伊斯兰教的“一贤”。
唐朝政府还在广州专门划出了蕃坊，供外国商人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些外国人可以各按本国的习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并自己处理他们内部事务。唐朝还允许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内地经商或定居、购置田产、娶中国女子为妻，行旅往来不受限制，对他们的生活和营业给予了充分自由。
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广州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园和精神皈依后，便定居了下来。经过一百多年后，他们在广州繁衍生息，人口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原住民，呈反客为主之势。而且这些胡商通过多年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财力最为雄厚。他们利用这些财富蓄养起了私人武装，雇佣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渐形成了武装商团，经常与官府产生摩擦，甚至发生了打死政府官员的恶性事件。
据《资治通鉴》记载，684年8月24日
“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杀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这段记载是说，胡商因维权而与广州都督路元睿发生冲突，路元睿想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几个加以整治。结果一名胡商豢养的昆仑奴冲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剑杀了路元睿和十几个官员，登上大船扬长而去。可见此时的阿拉伯胡商已经非常嚣张了。
尽管胡商在广州的势力已经很大，但唐朝强盛时，他们还有所收敛。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陷入混乱，国力迅速衰落，他们就开始伺机作乱了。
唐玄宗被迫退位后，继位的唐肃宗为了尽快平定叛乱，决定向国外借兵，共借了回纥十五万和阿拉伯兵一万左右。唐朝此时财力枯竭，无钱支付这些雇佣兵的军资，唐肃宗竟然无耻地承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结果唐番联军攻入洛阳后，回纥和大食军队大肆烧杀抢掠，百姓饱受荼毒，繁华的洛阳化作了一片废墟。
▲回纥兵
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但灾难远未结束。吐蕃趁唐朝内乱之际，夺取了河西走廊，阿拉伯兵后路被截断，无法由陆路回国了。无奈之下，这支雇佣军只能转辗到广州，然后乘阿拉伯商船回国。
758年，这批阿拉伯雇佣军到达了广州城外。广州的富庶令他们垂涎，在洛阳尝到甜头的他们又想借着肃宗答应的祸国条件再次打劫。然而广州并没有叛军，他们没有理由攻城。于是就联系城里的波斯商团，要他们在城里策动暴乱，为阿拉伯军队攻城制造口实。
当时波斯已经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士兵跟随阿拉伯军队出外征战，来到广州城外的阿拉伯军队中就有不少波斯兵。
城里的波斯胡商见唐朝陷入安史之乱，无暇顾及远离中原的广州，早就蠢蠢欲动了。看见阿拉伯军队来到城外，他们立即里应外合，指使手下的黑人私兵暴动。受到内外夹击的广州刺史抵挡不住，只得弃城而逃。
阿拉伯军队旋踵而至，入城劫掠，他们不仅将广州府库抢劫一空，还将城内屋宇付之一炬，然后把抢来的财物装上大船渡海回国。广州远在岭南，本没有被安史之乱波及，没想到祸起萧墙，在阿拉伯和波斯等外来移民的肆虐下遭遇了与洛阳一样的不幸。
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但是饱受战火摧残的唐朝国力凋敝、财政空虚，亟待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广州作为岭南最重要的外贸港口自然得到了重建并继续发展海外贸易，以此充盈已经枯竭的国库。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见有利可图，便又回到广州继续经商，唐朝政府依然秉持开放和宽容，没有对他们祸乱广州的行为加以清算和报复。
然而该来的终归要来，一百多年后，灾祸降临到了这些胡商们头上。那个“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率大军呼啸而至，把那些富可敌国的胡商给“均平”了，他们终于为当年的恶行付出了代价，这也许就是天道轮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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