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一职自古有之，商朝时便有“伊尹放逐太甲”的说法，伊尹便是先秦时期的一位名相。秦始皇设“三公九卿”后，丞相就是皇帝最好的助手，掌握国家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能力的宰相可以辅佐君王开创大业，比如李斯、魏征、姚崇，相反，没能力的便是祸国殃民，如杨国忠、蔡京之流。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宰相，是北宋朝的一位宰相，他任职期间主持过轰轰烈烈的“熙宁新法”，引发了朝堂上的大地震，死后被列入《宋史》奸臣传，如今世人却一致认为他是千古名相，此人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最令人熟知的就是他的才华，他才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学界泰斗人物。不仅如此，他一生为官清廉，生活从不铺张浪费，可以说是节俭的代名词，被后世称为贤相第一人。

但是即便如此完美的一个人在当时却被频繁抨击，甚至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安石曾经掀起的那场变法运动，那场变法的本意是为了改变北宋多年来的旧制，从而将国家建设强大。但是却适得其反，导致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食不果腹。

王安石想要通过变法来改变北宋多年来积累的弊端。

然而很多东西触犯到了既得利益者，遭到了阻碍。最终变法失败，国家反而更乱，王安石自己也灰溜溜下了台。最后北宋越来越混乱，还被金国灭掉了。

变法开始时实行的还是不错的，不仅充实了政府的财政，还提高了国防力量，被封建地主和大商人的打击力度也比较大。然而推行过程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损害到了百姓的利益，使得难民更多了。最后宋神宗一死，皇帝一换，变法就彻底结束了。

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但是在他之后宋哲宗起用的是司马光，推行的依然是旧法。

在新旧之争中有个人最倒霉，那就是苏轼。苏轼对王安石的评价可以说是最客观的。他开始时反对变法，所以一再的遭到贬谪。等到新党下台，旧党上位想启用他时，他又肯定很多王安石正确的举措。最终再次被贬。

从苏轼的态度和遭遇就能清楚的看出，王安石变法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举措，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他，利国的政策也是很多的。苏轼对事不对人，他想要宋朝不那么畸形的发展，然而没人理睬他，只会对付他。

王安石还有个失败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变法本来就遭很多人反对，人们都想抓他小辫子对付他。结果老天不给力，变法的第四年就来了大型灾害。古代人觉得大型灾害都是老天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觉得变法遭到了老天爷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当时被称之为“奸臣”不无道理。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是富国强兵的，如果王安石的改革成功，宋朝也不会那么早就被灭亡了，有可能还会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未可知。

那时候许多农民因灾荒而落难，开封城外都是流离失所的人们。流民们不仅需要吃糠咽菜，还得卖儿卖女。这种就算不变法也是要遭灾的，可是赶上变法就得是新法来背锅。最后新法被废除，宋朝依然积贫积弱。最后灭国的锅竟然也甩给了王安石。

如今我们客观的评价王安石是千古名相，他变法图强，一定程度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情况。但是最后变法失败，一切毁于一旦。有可能政策当时实施有误，但是变法本身是没错的！所以王安石是最难评价的一个人，两种评价都太极端了。

其实王安石成为背锅侠在很大程度上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其不懂得为官之道，倘若懂得为官之道，能够圆滑的处理变法，那变法很有可能就会成功，也可能在影响我国宋朝以后的历史。

王安石是好官，历朝历代，举行改革变新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古代伴君如伴虎的时候，倘若有一丁点的事情使得皇上不开心，轻则罢官流放，重则诛九族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说，在在官场之上，还是需要懂得为官之道才能走的更加长远，至少能避免害了自己性命。

说道为官之道，不得不说一下我国清朝时期的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名号的曾国藩，他甚至被毛主席称赞为“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种种现象都表明他是在做人做官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虽生于动荡不安的王朝末期，但他依然能够在乌烟瘴气的政局中独善其身，成为众人的模范。说明曾国藩是有大智慧的人。

如果王安石能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的通透，或者其变法也不会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曾国潘在为人处世上如此通透，那是因为曾国潘把冯梦龙的《智囊全集》当作人生箴言，日夜捧读，加上本身就是具有大智慧之人，所以才能在官场当中叱咤风云，在为人处世上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