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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一生著述颇丰，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就有：《丧服要集》二卷，《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释例》十五卷，《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律本》二十一卷，《杂律》七卷，《女记》十卷，及《晋征南将军杜预集》十八卷。其中，在学术史上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悠远的，是他的《左传》学。明代学者张薄说：“《左传》之有杜元凯，六经之孔孟也。”.这固然是后学的极誉，而杜预自称有“左传癖”，也正以此自诩。《左传》成书约在战国初年。但到西汉时还很被冷落，大抵只在民间流传。东汉有贾逵《春秋左氏解枯》、服虔《春秋左氏解谊》并行于世。西晋杜预又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甚得时人称许。
杜预像
在东晋、南北朝，贾、服、杜三家《左传注》各有自己的传习者。到了隋唐，贾、服注解已经衰微，而且一蹶不振，后来连注本都亡佚了。独有杜注《左传》盛行，而且代代相沿，成为显学。所以有人说：“左氏大行于世者，（杜）预力为多。”。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作为现存最早的《左传》传世本，客观上保存了《左传》一书，这对史学是一大贡献。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汇集了前人的注释，阐发义例，训诂名物，诠释词语，介绍人物和地名，既保存了较多的古义，也有自己的创见，是古代攻治《左传》的代表性著作。自隋代以来，屡有驳正之书，但是，“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经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访，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清）顾炎武、惠栋又递有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
杜注《左传》
即如后来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话》、刘文琪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重新研讨汉代人的旧注，利用当时的考据学成就，矫正了杜注的许多粗疏失误之处，成为清代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然而，也都毕竟是纠偏驳谬的一家之言，不能替代《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后学奠基之功。“读（春秋）经凭（左）传，读传凭（杜预）注，读注凭（孔颖达）流，均不容以小疵废也。”这是杜氏对史学的贡献之二。以上两点是从《左传》的史学价值角度来看杜预贡献的。事实上，杜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杜预所处的时代较早，对西周、春秋的情况远比今人熟悉。而且当时还能看到许多今天已经亡佚的上古文献资料。杜预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在注释中对先秦的礼仪、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都作了比较精赅的说明，足资后世文史研究者参考。
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话》
例如关于春秋时期的税制变革，《左传》中有鲁“初税亩”（宣公十五年）一条。究竟具体内容如何呢？杜预注经文“初税亩”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日：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日初。”又注传文“初税亩，非礼也。谷不过籍，丰财也”云：“周法，民耕百亩，公田十亩，借民力而治之。税不过此。”就是说，周代原行“助（籍）”制，收田税不过“十一”（或“九一”）；鲁国改行“税亩”制，原则是计亩而税，税率比前者加重了。这是很可珍贵的史料。又如，关于当时的军赋变革，《左传》成公元年载：鲁“为齐难故，作丘甲。”杜注云：“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鞍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
《左传》
对于杜注提供的数据，宋胡安国《春秋传》、孙觉《春秋经解》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万斯大《学春秋随笔》，以及日本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诸书均表异议，近人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也提出质疑，对杜注作了严谨有力的驳正。但我以为，这条杜注的具体数字固然未必真确、合理，然而它表明：“丘”指地方基层组织，“甲”泛指甲士，包括武器装备和兵士，“作丘甲”乃以“丘”为单位征收军赋，数量比从前增加，当为一种军赋改革，则是合理可信的。在今已别无其他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杜注勾画的总轮廓毕竟还能约略反映“丘甲”制的大体内容。所以，只要我们区别情况，审慎对待，杜注中保存下来的材料，对研讨我国上古史还是有相当帮助的。这是杜预对史学的贡献之三。
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
杜预毕生研治《左传》，已成一家之学。除《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外，所著《春秋左氏传评》、《春秋左氏传音》早已散失。其《春秋释例》十五卷，今犹有辑本流传。该书参考《春秋》经义，阐释《左传》的编纂凡例，与《春秋左氏经传焦解》一经一纬，相为表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道：“《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充分肯定了《春秋释例》对攻读《左传》的重要辅助作用，这是正确的。然而，《春秋释例》并非单纯是《左传》的附庸，其中的《世族谱》、《土地名》，都是考核精审、功力深湛而可以单行的专门著作。尤其是《经传长历》（亦称《春秋长历》），是杜预参照东汉天文学家刘洪的《乾象历》，推算、编订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年甲子，朔闻和日、月食的一部历书，使后世史家得以正确掌握春秋纪年，价值更高。
杜预注解《春秋》
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就曾发出“不有杜氏此编，春秋历法不可上推，古人历术亦不传矣”的感叹。这也是专家杜预对历史学的一个贡献。杜预认为《春秋》是“鲁史记之名”，“传事不传经”的《左传》是解说《春秋》的，而《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可见，他把《春秋》、《左传》看作是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以为统治者提供范例和借鉴的史书。联系他“博学多通“而“明于兴废之道”，联系他引《诗经》以证“河桥”，引《尚书》以论考课，引《左传》以议丧礼，联系他一生以治史（《左传》学）为“立言”之举，而以从政、从戎为“立功”之业，可以看出他明显的学以致用、古以鉴今的思想倾向，实在可称为晋代的一大史学家，他不盲目嗜古、为史而史，坚持史为政监、古为今用，的确难能可贵。
参考资料
《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