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英国派遣阵容豪华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求见乾隆帝，希望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以利于贸易展开，却被乾隆以“不容天朝体制”为由拒绝。《清高宗实录》载：“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英国被拒绝在大清国门之外。1876年冬，洋务派代表郭嵩焘率20余人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大清第一个常驻外使团，开启了大清外交之新篇章。
马加尔尼使团访华遭拒，清廷主动派郭嵩焘驻英国，这两件事貌似不相关，实则联系密切，它表明清王朝外交体制已经转变，由传统“朝贡外交”转向“近代外交”。这一变化之转折点便是，1861年设立的总理衙门，它标志着晚清外交体制迈向近代化。
01.天朝上国意识下的“朝贡外交”，历时数千年，根深蒂固
古代中国，并没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外交观念，在处理境内少数民族或域外国家问题时，中原政权通常将其视为“蛮、夷、戎、狄”之类对待，这便是所谓的“朝贡外交”，而不是近代国家外交。“朝贡外交”，有这么两层含义：其一是思想文化层面，以中国古代特有的“普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国家观为基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建构的一种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其二是政治层面，它是一种运作数千年，以中原王朝为宗主、以属国、藩部为臣属，以“厚往薄来”为基本原则的一种国际秩序。
此种天朝上国式的“朝贡外交”，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后则不断强化。《左传宣公》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周礼》载：“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可知，夏朝时“朝贡外交”以先雏形。周朝建立之后，形成了“畿服制度”：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其中，甸、侯、宾这“三服”是“华夏”内之国；要、荒“两服”，则是域外蛮夷之部落。随着华夏文明在地理范围内拓展，“华夏”之范围不断扩大，之前是蛮夷的部落，也融入华夏，成为一部分。
“朝贡外交”观念在秦汉之后愈加明显，明太祖则公开宣布，“十五不征之国”，将其悉数视为藩属国。清朝入关之后，汉化程度非常高，本是“蛮夷”部落，却以华夏之代表自居，将域外国家（包括欧洲）全部视为蛮夷之国，是未开化还处在原始状态之人群。康熙年间，沙俄入侵雅克萨，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年间，又相继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与北方沙俄联系很密切。然而，清朝依然将其视为“蛮夷”，由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与北方各国事务的理藩院负责，也在朝贡之列。清朝，依然将自己视为天朝上国，剩下就是蛮夷。
02.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朝贡外交”体制遭冲击、挑战，乃至无视
1838年初，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以钦差大臣身份处理与英国商人之间的贸易纠纷，这意味着只有两广总督有权处理涉外商业与外交事务之局面被打破。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屡次吃败仗，英国舰队攻破镇江，截断漕运，然后直接开往南京下关江面，道光被迫同意和谈。1842年，耆英、伊里布等赶往南京与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约，事实上打破了只有理藩院、礼部官员才有资格代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盟约之规定。《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五口通商，为此朝廷设置“五口通商大臣”一职，办理对外通商、涉外事宜。此时，清朝与列强之间接触已不可避免，传统“朝贡外交”开始遭受冲击。
1856年10月，英法联军炮轰广州城，活捉两广总督叶铭琛，并将其囚禁在印度加尔各答，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初，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占领天津城，迫使清朝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列强可以在北京派遣常驻公使。如此，咸丰非常不满，认为这有辱“天朝体制”，于是要求换约。1860年，双方因“换约路线”起冲突，再次爆发战争。10月，蒙古马队惨败八里桥，咸丰被迫逃亡承德避暑山庄。此时，咸丰下令设置“抚局”，由恭亲王奕訢总管，专门负责跟列强打交道，接见外国公使、教士，订立对外和约等事宜。“抚局”设置，表明理藩院、礼部等传统外交部门已经不再适应与列强交涉之需要，“朝贡外交”体制再次遭受冲击。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蒙古马队、八旗精锐一溃千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之被迫签订。如此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清朝意识到，西方列强不同于中原王朝之前所遇到的“蛮夷”，他们不吃“朝贡外交”这一套，不承认自己是天朝上国之宗主地位，却也没想过要取而代之。列强想要的，无非就是通商，无非就是商业利益，赚钱大清的银子罢了。如此，清朝部分开明人士，如恭亲王等，决定与列强搞好关系，暂时接受他们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搞“近代外交”，调整“制夷”策略。
03.内外双重压力下，总理衙门之设立，及其各部门之分工
1860年10月，光禄寺卿焦佑瀛等十余名官员联名上奏：“驭夷之法，贵有责成。查向来夷务，由军机处办理。惟枢密之地 ，事务大繁，只能总持大纲，于细微曲折，不能详细考察。应请旨设立办理通商处，以王大臣领之，分为各司，办理各国事务。”（选自《筹办夷务始末》）公开提出设立专门外交机构，以便于处理外交事务。恭亲王奕訢也认为：“其义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与蜀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行驯服。”（选自《筹办夷务始末》）希望能采用“近代外交”方式对待列强，以缓和矛盾。与此同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在其辖区内，与列强往来日益密切，清朝倍感压力。在此背景下，1861年，专门处理涉外事务，带有近代化特征的总理衙门成立。
总理衙门设立后，其内部分工大致如此。英国股：管理英国、奥匈帝国等涉外事务与关税事务。法国股：管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四国涉外事务，和各地教案与华侨工作。俄罗斯股：管理沙俄、日本两国涉外事务，处理边疆、边防等事宜。美国股：管理美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瑞典、葡萄牙、挪威等涉外事务。海防股：管理三大舰队，海防事务。总税务司：管理全国海关税收等事宜。同文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培养具有专业科学技术人才。剩下的就是一般性机构：司务厅、清档房、电报处、银库等。
总理衙门是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局势下产生出一种新的机构，使传统外交事务从原有的复杂机构中独立出来，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设立后，涉外事务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办事效率大为提高，增进了清朝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然而，随着列强侵略加深，涉外事务增多，总理衙门权限扩大，也就越来越成为列强干涉大清内政之工具，它又带有浓厚的半殖民色彩。
04.总理衙门对晚清外交之影响，“朝贡外交”官宣崩溃，迈入“近代外交”
总理衙门的设立，对晚清外交之影响是巨大的，它宣布传统的“朝贡外交”体制崩溃，大清开始迈入“近代外交”，接受西方制定之游戏规则。曾经清朝可以自诩为“天朝上国”、“华夏之国”，是世界文明之中心，其余周边包括远在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国”。可如今，清朝被迫承认他们不再是“夷”，不再是“落后”之代名词，必须从“国家”角度出发处理与列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华夷观念受到冲击，“夷夏之防”这一“红线”抹平，大清已经不再是“上国”，而是与列强在国际法意义上平等之国。
总理衙门在与列强交涉时，按理说应该像军机处、六部一样受皇帝直接控制，一切活动必须通过上谕形式，否则就是非法，就是挑战皇权。然而，随着处理外事增多，日常大小政务不断，皇帝又岂能管得了呢？所以，总理衙门在实际活动中可以不必事事向皇帝汇报，可以直接同外国人进行接洽，也可以与地方督府进行通电，即时了解外交事务。换句话说，总理衙门带有很强的独立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之局面，晚清开始形成独立的外交体制。至于总理衙门下辖的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则主管辖区内涉外事务，使得晚清外交又带有一定的分工与专业化色彩。
随着洋务运动展开，总理衙门地位也水涨船高，成为洋务运动中心，主导晚清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如此，清朝必须得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即是派遣驻外使节，随时了解世界局势。驻外使节？这在“朝贡外交”体制下是不可能存在，“华夏”之人不可能去“蛮夷”之地常驻。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固守传统行不通，清朝必须要与时俱进。1876年，清政府正式任命号称“近代外交第一人”的郭嵩焘为常驻英国公使。随后，又相继派遣公使前往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沙俄，作为常驻使节。如此，表明清朝已经官宣“朝贡外交”崩溃，决心接受“近代外交”，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综上所述，1861年设立的总理衙门，是晚清第一个近代化的专业外交机构，标志着传统“朝贡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其意义非同凡响。当然，总理衙门之设立并非出自清朝“本意”，而是在列强入侵下，迫不得已而为之。从这角度上看，总理衙门既是晚清外交近代化之标志，也是半殖民化之表现。1901年，清政府应列强要求，设立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总理衙门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筹办夷务始末》、《清高宗实录》、《中国近代外交史》、《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