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用了七年零两个月的漫长时间。在此期间，由于朝廷高层昏招不断，皇帝的权威在各掌军将领心中日益降低，不少将领心中的野心如同野草一般荣枯不断，并在平叛的最后几年浮出水面，为中晚唐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
【荆襄之地的连续两次叛乱】
当时整个唐王朝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平叛大业，另一条是唐肃宗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压制太上皇李隆基的政治斗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外一条线也出现了，就是唐王朝大后方此起彼伏的叛乱。
安史之乱第四年末年、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叛军已经换成了史思明为燕国皇帝，双方在洛阳一带争斗的如火如荼。
这时，唐王朝的大后方出现了问题，镇守襄州（现湖北襄阳）的守将康楚元、张嘉延谋反，撵走了州刺史，康楚元自称南楚霸王。叛乱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记载，无非是争权夺利或者是文武不合。
唐肃宗派人谈和，康楚元不从，还攻破了荆州（现湖北荆州），周边府县官员纷纷“争潜窜山谷”。商州刺史韦伦发兵讨伐，活捉了康楚元，收复荆襄二州，叛乱只持续了四个月时间。
这是安史之乱后，继永王李璘谋反，唐王朝平乱大后方首次遭受兵灾，也是长江、淮河流域此起彼伏的叛乱的开始。
短短几个月后，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四月，还是襄州守将张维瑾、曹玠率众谋反，杀掉了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平叛，叛军投降。
本来这种叛乱应该引起唐王朝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同一个地方发生的叛乱，估计上次平叛并未彻底消除造成叛乱的原因。
但当时的唐肃宗正在努力的和太上皇李隆基搏斗，把年号从乾元改为上元，还把李隆基迁移到居住条件相对较差的太极宫甘露殿，那是当年李渊刚刚当上太上皇时居住过的老房子。
于是，这些叛乱发生的原因无人关注，叛乱也只是被草草处理，并未起到威慑、警戒其他将领的作用。
（唐肃宗李亨建陵）
【江淮地区的刘展之乱】
安史之乱第五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江淮一带发生了严重的事件。
先是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和副使发生矛盾，王仲升杀了副使。他们手下的一个将领叫刘展，应该不属于任何派系，为人“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估计是个有战功但桀骜不驯的武将，他的上司都不喜欢他。
节度使王仲升想把刘展一并除去，当时民间流传的谶语有“手执金刀起东方”之言，王仲升就一方面让时任监军使的宦官邢延恩报告皇帝说这个谶语说的就是刘展，此人不听号令，应当除去。同时，王仲升自己也上奏说刘展和节度副使是一伙的，手握强兵，可能会作乱，应当用计除去，并献计把刘展明升暗降，一旦放弃兵权单身赴任再擒下。
“上从之。”
这是唐肃宗对武将作乱的恐惧心理发作，加上受到自己信任的宦官和文官蛊惑而做的又一个错误决策。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这种心理已经严重影响了唐王朝高层的判断能力，前有高仙芝、封常青、哥舒翰，后有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受害者。
宦官邢延恩拿着给刘展升官的制书，刘展当时表示出疑惑，边哭边说，我这几年升官够快的了，现在把我任命负责江淮地区，这是国家税赋所出之地，我又不是什么勋贵或皇帝的亲信，是不是后面有人搞鬼？
邢延恩拍胸脯保证，还把刘展新官位的印信提前给了刘展。即便如此，刘展也是将信将疑，召集亲信部旧，率领自己统御的全部宋州兵马七千赴任。
当时的刘展未必怀着造反的企图，七千兵马和当年安禄山的十五万精锐野战军也远远不是一个数量级。异地调任，除了自己的数十上百亲卫之外，刘展不应该多带一兵一卒。刘展的行为，明显表现出对皇帝和朝廷的不信任，但要是说谋反还有些为时过早。从维护稳定的角度，擒拿刘展的计谋已经失败，当时最好的办法是暂时放过，徐图处置。
但邢延恩此时非常活跃，召集地方守将发兵阻挡，并发布檄文说刘展反叛。刘展也不甘示弱，发布檄文说不是自己谋反，而是阻止自己赴任的兵将谋反。二人各说各话，“州县莫知所从”。
一方有皇帝的任命制书，另一方有不能对外宣布的皇帝密旨，在前方平叛战争正酣的时候，唐王朝的大后方税赋之地爆发了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刘展治军严整，又有大义名分，底下百姓和兵卒不知道皇帝的密旨，于是刘展兵马势如破竹，进入广陵，攻占润州、升州、苏州、湖州、泗州、宣州、滁州、庐州等地，杭州和金陵也险些落入刘展手中，“所向无不摧靡，聚兵万人，骑三千，横行江、淮间”。
邢延恩一看自己惹了大祸，空虚的江淮一带无人能是刘展的对手，就把视线转到了驻守任城（现山东济宁）的田神功五千精兵身上。邢延恩一方面上奏唐肃宗，另外同时派人找到田神功，“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于是，田神功和部将大喜，没等到皇帝的命令就全军南下，一直走到彭城才收到皇帝讨伐刘展的赦书。
刘展知道田神功的厉害，率军八千迎战，但两战两败，刘展只带了一个随从渡江逃亡。刘展再战，中箭而死。（《资治通鉴》记载刘展死在阵上，《旧唐书》说刘展被擒送往长安）。
“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资治通鉴》）
“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旧唐书》）
“平卢军大掠十馀日”。（《资治通鉴》）
【皇帝、宦官、武将，兵灾与民变】
田神功此人，大节上基本上无亏，也是个能打仗的人。之前起兵参与平叛，后来在宋州救援李光弼，大破史朝义军，被封郡王、赐丹书铁券、入凌烟阁，在吐蕃入侵长安时也积极勤王，算是安史之乱后第一代藩镇中不错的一个。
但这样的将领，仍然有这种严重的屠杀抢掠的事情发生，不得不说当时唐王朝一大批将领就是这么个德行，像郭子仪这样的简直是绝无仅有。
这也是江淮首次遭受兵灾，但这远远不是结束。之前先有张巡守睢阳维护了江淮的安定，之后唐军反攻叛军也无力攻略江淮，但好日子终于到头了。“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资治通鉴》）
兵灾远远凶猛过于自然灾害，当年，“江、淮大饥，人相食。”《资治通鉴》
当时的唐王朝又出了个昏招，管理国家财政的租庸使元载下令江淮一带补缴过去八年所欠的赋税，本来逃户拖欠赋税分担到其他百姓身上就是朝廷的错误，现在又不顾江淮一带刚刚遭受兵灾，强行征缴，老百姓实在是承担不了了。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要造反，刘展之乱后第二年，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浙东小官吏袁晁在台州起义，“连结郡县，积众二十万，尽有浙江之地”，并建立政权年号为“宝胜”，这是中唐时期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这种乌合之众在当时镇守江淮的李光弼镇压下很快失败，只维持了几个月，袁晁被擒。
同年，苏州地方豪强方清借灾荒为名，聚拢流民、饥民数万，在黟、歙（现安徽黟县、歙县）之间割据，又被李光弼镇压。
江淮一带的叛乱，前前后后十余年才全部平息。
这也只是唐王朝安史之乱后期乱象的一角，无数统军武将、无数无法生活的农民如同一座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只是在等待着一个机会，或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别说外面还有虎视眈眈盯着大唐的吐蕃、党项、回纥等异族了。
《剑桥中国隋唐史》是如此描述的，“这些年的记载充满了哗变和小叛乱之事，它们几乎都出于个人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政府一再因这类与主要叛乱活动或叛乱政权毫无关系的动乱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
当时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为了平叛而纵容武将和地方官吏，对武将的不信任又加深了双方的猜忌，武将为了保命开始更加不遵从朝廷命令，整个唐王朝的行政体系已经分崩离析，唐帝国统治已经出现了崩溃的先兆。
等到唐代宗继位的时候，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只是勉强维持了关中京畿地区、西北边境、江淮地区，以及南方钱粮输送渠道运河区域的控制，连蜀中都不是非常安稳。
这时的唐王朝已经不是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了，政治格局的改变、军事力量的改变、经济结构的改变、人心的改变，甚至包括人口的迁徙和异族对唐王朝的轻视，都使唐王朝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才能恢复盛唐的荣耀。
但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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