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中国历史，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王朝更迭的时候，总有道士兴冲冲跑去给未来的皇帝送上“符命”或者预言，以证明这位皇帝夺取天下的合理性。送符命的道门队伍中，隋朝时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唐朝时有岐晖、王远知；宋朝时有陈抟；元朝时有丘处机；明朝的有天师张宇初等。在送符命这件事情上，历朝历代几乎都是同一幕戏剧的翻版。在民智未开的封建时代，受“符命”对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而事实往往如道士所预料的一样，受符命的人成功夺得江山。新帝即位之后，立即回馈道门。这样一个过程大大地促进了道教的发展。那么问题来了，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之中，道士们是怎么知道哪位草莽英雄能够胜出的？
其实综合史实，道士送符命这看似风险很大的事还是有迹可循。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看趋势。以隋文帝杨坚为例，杨坚本是小皇帝的外公，本人信仰的是佛教。史书上说杨坚“于道士蔑如也”，意思是说杨坚开始时对道士是很蔑视的。但在杨坚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道士焦子顺和张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两人在杨坚还没有称帝前便私下对他说，“您以后是要当皇帝的，请一定要爱惜自己啊！”后来这两个道士又为杨坚大造舆论，说什么杨坚相貌“非人臣之相”，并奉上受命之符。杨坚后来果然建立隋朝，并重新统一中国。
张宾和焦子顺这两位道士，并非有特异功能。而只是看到了事物发展的趋势，以及对杨坚的了解。张宾在北周武帝在位期间，也非常地“贴”周武帝，还鼓动皇帝灭佛。但后来北周皇权旁落，张宾预见到政权将向杨坚转移，因此转而坚定地支持杨坚。杨坚登基之后，提拔张宾当了刺史，尊焦子顺为天师。
第二个原因是道教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研习《道德经》能增长智慧和谋略，道教高人因此层出不穷。南怀瑾先生有个绝妙的比方，“儒家是粮食店，每个人天天都必须吃粮食；佛家是百货商店，逛一下可以，不逛也可以；道家是药店，平常可以不进去，生病了必去不可。”熟读《道德经》的道士，在国家危难之时，便成了医国的良医。这是因为《道德经》不仅有修道的奥秘，还有为人处世的智慧。《道德经》更是一部兵书，很多的兵法原则。精通《道德经》的道士，眼光、格局、韬略都高人一等，看人的准头自然也比常人高一些。因此他们选定送上符命的人，往往能够在竞争中胜出。
第三个原因更容易被人理解，那便是道士们广撒网，总能网信一条“正主”。在隋朝末年，天下分崩离析，群雄并起。很多的英雄豪杰都非常地有实力，要挑选出一个最终的胜利者着实不容易。这时道士们便分头行动，不把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岐晖、王远知选定的是李渊，早早地送上符命。当时社会上已经流传了大量关于李氏当得天下的谶语，“老子度世，李氏当王”之类的话语甚至传到隋炀帝耳中。看来选姓李的把握比较大！岐晖下的本钱很大，他听说李渊起兵，非常高兴地对人宣扬，“这位真君起兵，必然要平定天下！”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岐平定”，还支持李渊的军队军粮，派遣八十多名道士出关接应李渊的部队。
道士桓法嗣支持的是实力较强的王世充。他拿出一幅莫名其妙的画，画的是一个人拿着一根树干，在赶着一群羊。桓法嗣解释说，“一根树干是个 ‘王’字；赶着一群羊，这是隋朝的国姓‘杨’的谐音。”附会解释说王世充能推翻杨姓的随王朝而夺得天下。桓法嗣还拿道教经典《庄子》来证明。《庄子》中有两篇，篇名一为《人间世》，一为《德充符》。桓法嗣对王世充说，“这两篇一篇说‘世’，一篇说‘充’，正是您的名字啊。庄子早就预言您会德被人间，应符命当皇帝。”把王世充哄得一楞一楞的，真以为自己当皇帝是天意。
道士魏征支持的是另外一个“李”–瓦岗军的李密。魏征的眼光就差了一些，先选了李密，降唐之后又跟随了太子李建成，两次宝都押错了。还好唐太宗李世民没有跟他计较，这才造就了后来一代名臣、君臣相得的佳话。茅山派宗师王远知就比魏征道行高多了。他先是选中了李渊，后来又在玄武门之变前押中了李世民。
付出就有回报。唐朝建立之后，以岐晖为代表的楼观道和以王远知为代表的上清派茅山宗，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之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征兆不明显时的果断投资，取得了无法计量的丰厚回报。茅山派成了隋唐道教的主要流派，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送“符命”是一项回报丰厚又风险巨大的投资，如果投次失败，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投资成功，则收益无法计量。历代的高道们，都凭着自己卓绝的才能、丰富的阅历、独特的眼光，乐此不疲地进行着这项如火中取栗的游戏。成功没有偶然，每个成功投资的背后都是道士们的宗教情怀、刻苦修行的成果以及个人才能发生的化学反应。有理想，有目标，有方法，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的生存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