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和《左传》
之前我已经讲过好几期的《左传》，我们也知道了要想读懂《春秋》就必须用《左传》作为教辅，《左传》可以算是《春秋》的补充，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国语》则是《左传》的补充。
这两本书的渊源非常深厚，在司马迁《史记》中就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然而奇怪的是《左传》的作者也是左丘明，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相信这两部书是同一作者。如果我们通读了《左传》和《国语》会发现这两部书涵盖的历史时期是高度重合的，最大的区别是《左传》偏重的是记事，《国语》则偏重记言；从体例上来说《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国语》是国别体史书。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假设是同一个作者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内容，要分为两本书来写呢？在历史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左丘明主要的创作是《左传》，在创作过程中有很多材料没有用上，觉得浪费就整理出了《国语》，这么理解的话那么《左传》和《国语》是同宗同源的关系，就把《左传》称之为《春秋内传》，把《国语》称之为《春秋外传》。
第二派观点则要务实的多，他们认为：两本书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从体例来看与先秦史官的两大体系非常相似，先秦记录历史的史官一类是记事的，另一类是记言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是新闻记者把新闻事件记录在案，另外一种则是领导的秘书，领导在讲话的时候，他们负责记录演讲内容。
总之不管《左传》与《国语》的作者是否是同一个人，这两部书的渊源都是非常深厚的。如果要读《春秋》最好两部书都作为参考，对照着来读。
《国语》是一本思想品德教育书籍
在先秦的时候，有三本史学著作，分别是《左传》、《国语》、《战国策》。周朝分为了东西二周，西周在前，天子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陕西一带，后来因为天下动荡，狄夷入侵。天子从陕西搬到了河南，就变成了东周。
东周又分为两个时期，前半部分叫做春秋，后半部分叫做战国。《左传》和《国语》都记录了春秋时期的事情，但是《国语》记录的时间又要比《左传》更长一些，从周穆王十二年一直到晋国的智伯被灭，共计五百三十七年，这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时间段；《战国策》则主要记录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历史了。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别体的意思就是按照国家来进行历史记录，《国语》总共有七万多字，在那个时代算是标准的大部头了。主要记录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时期的名人名言与重大事件，内容非常丰富，语言腔调非常明确、人物鲜活、具体。
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读国语的话，会发现这本书完全就是一本道德洗脑神器，可以当做“名人名言选编”来看，而且这些名言都是长篇大论，用生动活泼形式写下了苦口婆心的道德言论。
整部《国语》其实用非常简单的话语就可以总结了“统治者，要好好学习，要尊重传统，要做万世师表，要崇尚道德，要懂仁义廉耻，要感染其他人。要学会用道德的力量，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外族不敢入侵。”
《国语》中到处都充斥类似的言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好统治者，想要能够位极人臣，一定要读《国语》，这本书跟我们今天的某些教科书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首先不谈政治智慧，要先明确政治立场。
但是这部书随着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最终被边缘化了。《国语》是封建时期的产物，主要讲述的是封建制度下的贵族伦理，在郡县制下，大部分伦理已经失效了，里面的内容除了用于强化政治道德之外，基本没有实用价值。宋朝的朱熹都觉得这部书头疼，无法给它定位，但是他又有贤明的儒学立场，让朱老夫子骑虎难下，最后干脆搁置不管，只把他当做思想品德教育书刊，让大家阅读并且规定科举考试都是不考《国语》的。
再往后随着《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简洁明了，韵律欢快的终极杀器出版，小朋友们从小就开始了道德教化，《国语》就更加没有地位了。说到这里就多说两句吧，其实我是极力反对少儿读经教育去读《三字经》和《弟子规》的，不是说读经教育不好，而是这两本书有问题，总而言之归纳起来就是“人要善良，人要听话”，在今天这个年代，如果人还按照单一的道德标准做一个听话的乖宝宝，那么会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