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姚建根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元军事史研究。发表《宋朝制置使战略攻防述论》《宋朝制置使考述》等论文，出版专著《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海军史料整理与研究”。
摘 要：基于海权意识的有无，可以把中国海防分为传统海防和近现代海防，研究海防起源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海防问题。中国作为典型的濒海大陆农耕型国家，海防并不是随着中国境内政权的产生而产生的。本文从海防行为的发生地点（沿海陆岸/海岛/近海）、实施主体（官方海上武装力量）、时代背景与周边关系等三个要素为视角，对明代以前传统海防起源问题进行综合考察，认为，把传统中国海防起源界定在宋元时代较为适宜。中国传统海防起源呈现出间歇性、渐进性、局部地区优先的特点。
关键词：传统海防 起源 沿海防御 海上武装力量 时代背景 宋元
海防是中国国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海防概念、中国海防起源这个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黄鸣奋《厦门海防文化》，驻闽海军军事编撰室《福建海防史》，卢建一《闽台海防研究》，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张正红、徐炯明《宁波明清海防研究》等，他们从时间坐标来追溯海防的起源，然后或是以今日中国版图为整体研究范围，或是以局部省份、地区为对象，论述各种海防行为。高新生《海防的起源和海防概念研究述评》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近年来又有研究者从“源头”开始，对历代海防文献进行整理归纳。
世上大多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由量变而致质变，脱离原始状态而成型。本文认为，基于海权意识的有无，可以把海防分为传统海防和近现代海防。所以，研究海防起源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海防问题。大致上，至明代，海防已经成型，而晚清则是海防走向近现代化的蜕变期，如洋务运动的发轫点之一就是海防。对这一看法学界的分歧不会太大。那么，怎样看待明代以前的中国海防？于是在海防起源问题上有先秦说、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之不同观点。
笔者认为，类似“濒海陆域有政权就有海防”的观点，值得商榷。一般而言，人类产生后的活动轨迹是从陆地走向海洋，因为这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及其相关技术的制约，走向海洋绝非易事。中国作为典型的濒海大陆农耕型国家，海防并不是随着中国境内政权的产生而产生的，文献中提到上古时期就认识到海洋的存在，不意味着当时就有海防意识。但是，历代与海洋有关的资料非常丰富，其中关涉海防的史料自然不少，因此，上述海防起源四说都能找到相应论据而立论，不过如此一来，这个问题似乎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其实，以历代有关海防概念、海防力量、海防设施、海防思想等诸要素的史料来界定海防起源，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则需要深入分析的工作。
本文讨论的是明代以前传统海防起源问题，即在海权意识尚未萌发的情况下，历代政府（官方）对内、对外的海防行为，从海防行为的发生地点（沿海陆岸/海岛/近海）、实施主体（官方海上武装力量）、时代背景与周边关系等三个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希望对中国海防起源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也供学界批评指正。
一、 沿海（海岛）防御
海防的第一要义在于“防”。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奉行防御型的海洋军事观，春秋战国以后，以内陆为中心的观念已经形成并被普遍接受，最终形成海疆从属于陆疆的战略格局。而沿海防御是最直接的被动海防行为，是海防起源的首要前提，主要体现在沿海陆岸（海岛）驻军和海防设施修建两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濒海诸侯国主要是燕、齐、吴、越。其中，越国在其统治中心会稽（今浙江绍兴）沿海一带修建可能具有海防作用的设施，“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杭坞者，句践杭也”，“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但这些活动还不是有意识的海防行为。
西汉时期，会稽郡（今属江苏苏州市辖区）、句章（今属浙江宁波市）等沿海郡县城市有驻军。汉会稽郡，“海有楼船守尉都，试令丞尉亦各统其县以时肄习”。因此，海疆发生一些重大军事行动之时，这些地方就成为军队的出发地。汉武帝时，南方沿海封国动乱的问题引起汉廷警惕，为巩固中央集权，武帝决定用兵。建元三年（前138），汉军从会稽发兵浮海救援被闽越威胁的东瓯。元鼎六年（前111），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进攻东越王余善。两年后，西汉和卫氏朝鲜失和，战端即开，元封二年（前109），汉廷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浮渤海进击朝鲜。到了东汉阳嘉元年（132）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郡，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所以朝廷“诏缘海县各屯兵戍”，因此后人说“海上之有戍盖自汉始也”。在强势的汉武帝时期，海疆军事斗争的主动权都在汉廷，而此后又渐趋平静，所以，沿海防御在汉代不会有太大发展。
三国时期，东吴为了牵制曹魏，于嘉禾元年（232）派军乘海联络辽东公孙渊，于是曹魏派田豫讨伐公孙渊，他考虑到吴军浮海而来，“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今属山东）。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最后在此守株待兔，大败东吴水军。
东晋隆安三年（399），爆发孙恩起义。孙恩以海岛为据点，多次登陆攻击江浙沪沿海，晋廷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加强沿海防御，派刘牢之、刘裕、袁山松分别在上虞、句章、沪渎（今上海青浦区）屯兵把守，晋廷在其所控制的沿海均处于戒备状态，但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在孙恩起义军登陆之后，以强有力的军队进行攻击。
隋唐大一统帝国，对周边海疆采取攻势，因此沿海防御的现象少见，且主要集中在山东沿海，如唐廷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常年驻扎征调服役水手5400余人,每期两年,轮番更调。天宝元年（742）,“设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千人”。唐朝前期，中央政权执行的是重兵戍边的战略，以北方、西北和西南三个陆疆方向作为主要防御方向，与此同时，对沿海的军事力量的部署很少。而唐朝中叶以后，朝廷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呈逐渐减弱的趋势。
与大一统的唐朝相比，北宋面对北方政权的压力，对沿海防御更为重视，但仍然把重点放在山东。“登州隶京东海路，抵女直契丹界，置水师，隶巡检司”；登州，“东控高丽诸国，唐置东牟、东莱二郡守，悉兼守捉使。本朝隶京东路，领水军舠鱼船、入海战舰数百，教习水战。知州兼海内战棹都巡检使”；“置登州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每月给料钱五百文，立威远之下，克戎之上”。海岛方面，“奏置刀鱼巡检,水兵三百,戊沙门岛,备御契丹。每仲夏仍居跎矶,以防不虞,秋冬还南岸。著为令”。南方沿海也有所考虑，如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置澄海军各两指挥。相对于北方，南方沿海的防御比较薄弱。
南宋疆域形势和统治中心与北宋大不相同，故而沿海防御重点迅速南倾。“东南之地繁华富庶甲于天下，金人所知其航海而可至者，无虑数处，眀、苏、秀、楚、海等州是也。东南城壁不修，屯戍单弱，彼若以数千兵奄忽而至，何以御之。望特诏州县増修城壁，拨封桩钱米，仍劝诱民户，以助其役，兼招募民兵弓手，勤加训练。遣使按视而赏罚之，不惟金人不能窥，而盗贼亦不能窃发矣。”南宋沿海防御的首要对象就是金朝，此外就是所谓的海外“岛夷”，乾道二年（1172），福建沿海“岛夷入寇，增设水军，置水澳寨，分兵戍守”。南宋对台湾、澎湖地区进行镇戍，并在南海诸岛偶有军事巡逻活动。最能体现南宋重大海防举措的是沿海制置司这个机构的建立。南宋以战为常，军事上建立了以制置使战区为中心的国防体系，浙江、福建属于沿海制置使战区。关于沿海制置司及南宋海防问题，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熊燕军《南宋沿海制置司考》已有专论，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笔者拙著《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亦曾涉及。王青松认为：沿海制置司的建立，使得南宋海防上最紧要和最难以防守的浙东沿海地区在防务上结成为一个整体，增强了海上的防御能力。笔者认为：沿海制置使战区在南宋时期还是相对平静的，直至宋末这道“最后防线”才在蒙古大军的进攻下自行瓦解。总之，一个正式沿海防御机构的设立，对于界定海防起源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时期，与宋并立的辽、金，由于在很长时间内对宋采取攻势，因此未见明显的沿海防御行为。
元朝实现大一统，但其沿海防御的重心仍是东南沿海，这是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世祖时代攻打东南沿海开始到成宗前期，即元朝统治前期的约30年时间里，对东南沿海军事力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元朝将领哈剌歹。他在沿海征战十余年，主要是和宋军在近海角逐，他在军事上的最大收获是击败南宋在沿海的残余力量，得到了大量水军战船，为元朝防守东南沿海地区奠定了基础。元朝前期，对日本、爪哇、安南等发动海外征讨，但均以失败告终，这就使得元朝由攻转守，特别是两次元日战争投下的阴霾，使得双方在两国交往中产生了强烈的戒备防范心理（尤其是元廷和地方行省方面），因此稍有误会和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武装冲突，“倭患”开始成为牵动中国沿海防御的重要引线。
元朝在东南沿海的防守重点是庆元路（今浙江宁波），“三垂际海，扶桑在其东，瓯粤在其南，且控扼日本诸蕃，厥惟喉襟之地”，对于这样一个军事重地，朝廷非重臣不任，防守体系更是严密。到元朝中期，庆元路的千户所共计16翼，每翼各设千户、弹压、百户等。定海（今宁波镇海）又是重中之重，它是庆元路的门户，“自昔号重地，镇遏戍守，异于他所。南受诸蕃绝域之帆舶，东控岛夷不庭之邦，商贾舟楫，喷薄出没，据会济胜，实东南之奇观也”，朝廷在县城以北驻有蕲县万户府，门楼安置更鼓，还有分镇抚所、哨船千户所、蒙古千户所、巡盐千户所等，守备力量很强。对悬于东海之中的舟山群岛在沿海防务上的地位，元朝在征服南宋之初就意识到了。至元十五年（1278），朝廷谓海道险要，升昌国县为州（今舟山定海），以重其任，驻扎军队，立永丰仓，“海上诸镇守司附州稍近者军士于此支给月粮”，至大德初年，浙东宣慰使巡视海岛，“谓仓之四顾，人户颇疏，乃理中厅五间为仓屋，两廊析为军营，后堂以处镇守官，于是仓营杂处，盖以备不虞”。大德二年（1298）始创巡捕司，由判官兼任。又立镇守所五处，还设螺头、岑江、三姑、岱山、北界等五处巡检司，各有弓兵数十名。泰定三年（1326），在州治以南建谯楼，“以构以雘，敞为飞楼，匪事观游，惟军容是肃，测景有规，警严有节”。
迨至明朝，倭寇问题始终萦绕，最终成为海防体制形成的外在动力。明清时期的海防战略侧重于陆岸海口要点防御，以打击海盗和走私为宗旨，这在事实上是“弃岛”海防，海岛往往成为外部势力扰乱中国海防的桥头堡。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农耕帝国统治成本之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重陆轻海思想的体现。
二、官方海上武装力量攻防
这是标志海防起源的关键要素，涉及两个方面：造船业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发展。舟船是人们进行海上活动的物质基础。造船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正规海上武装力量的出现，它制约着后者的发展，是进行海上攻防的前提。所以，传统海防起源于造船业繁荣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海上武装力量，现代通称海军，是以舰船为行动载体的军事组织。在史料中，中国古代有水军、水师、舟师等称呼，往往同时具有内陆水战和海战的职能，因此，古代水军包含了海军的职能，但是，以官方海上武装力量攻防来判定海防起源，必须以水军海战职能的发生为考量的。水军不出海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它只是陆上内河防御的力量，本质上仍然是陆军的附属，只有发生海上军事冲突，才会刺激部分水军向真正海军的转变。
根据考古研究，中国南北方临海地区舟船的使用很早就开始，到了春秋时代，就有了以舟船为基础的水上武装力量的出现，海上军事行动也在局部地区发生。“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并不自唐起也”，“春秋之季，惟三国（齐、吴、越——引者）边于海，而其用兵相战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尝有也”。吴越相争，双方均动用了有一定规模的水军。吴国伍子胥说：“今舡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这是以陆军为参照来建设水军的体现，吴国能从内河和海上进攻各国，就是因为有了一定规模的水军。越国有称为“习流”的两千水军。吴越两国的水战是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当然可能也会偶发海战，但应该不是主流。而距离较远但又相互攻战的齐、吴两国则于周敬王三十五年（公元前485）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海战。
海上军事运输能力在大一统实现后更有条件实现。公元前215年，秦朝进行渤海运粮，被视为中国海上漕运的开始的，这是当时为了配合秦军陆上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属于后勤的一部分。
汉代造船业发展，宋代《武经总要》所绘汉代楼船便是一种典型的水军舰船，“楼船者，舡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外施毡革御火；置炮车、檑石、铁汁，状如小垒。其长者步可以奔车驰马。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张形势也。”可以看出，这是把陆上城墙防御结构搬到船上的设计，是陆战思维的延续。基于此，汉代水军成为汉武帝时期沿海军事行动的重要力量，不过，如上所述，无论是攻打闽越还是卫氏朝鲜，舰船更多地发挥着海上运兵的功能，水军真正的海上攻防行为并不多，重在登陆后的陆战和水战。虽然两汉时代的海上征服活动强于秦代，甚至海上经略及至南海，但还不能认为有了完整的海防意识，或者说海防意识还是相当的淡薄。这当然是没有海上安全威胁的客观实在造成的。因此，从海洋观念的角度看，汉代较于秦代并没有大的发展和质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分裂，南北濒海政权在陆地发生军事斗争的同时，也经常会配合以浮海攻防行动。东吴与曹魏抗衡的重要军事力量就是在孙权时期建立的水师，这一点在赤壁之战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此后整个三国时期，东吴曾于嘉禾元年（232）、二年（233）、赤乌元年（238）三次派水军出海，联络远在辽东的公孙渊政权，对曹魏形成威胁，但都在登陆后遭到失败或无功而返。
东晋孙恩、卢循起义之际，出现了所谓八槽舰的战船，“卢循新造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此间，义军的行动范围涉及沿海岛屿，但官军与之多为陆上水战，罕见官方舰船的海上攻防行为。南北朝时期，车轮战舰也运用于战争，但多数仍属于内陆水战。
隋唐时期，水军在统一战争（灭陈）和影响东北亚国际关系（隋唐在辽东、朝鲜半岛的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水战战船的详细分类和描述:
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晋龙骧将军王濬伐吴，造大船，长二百步，上置飞檐阁道，可奔车驰马，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於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
蒙冲，以犀革蒙覆其背，两相开掣棹孔，前後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於速进，以乘人之不备，非战船也。
战舰，船舷上设中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後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
走舸，亦如战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
游艇，小艇，以备探候，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飞，虞候居之，非战舶也。
海鹘，头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翅，其船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战船之制。
北宋以陆军为主，且面对辽、金的威胁，兵力集中于北方，南方沿海地区水军建设薄弱，直到南宋水军建设才不断加强，从北往南主要驻守地有海城、通州、许浦、金山、澉浦、浙江、定海、福州、泉州、广州、钦州、雷州等地。在金朝、蒙元南侵过程中，这些水军成为南宋海上防御战的主要力量。自绍兴和议之后，宋金战事减少，南宋水军的主要职能是对内，但是，发生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胶西海战，却是南宋与金之间规模较大的一次海上作战，南宋在海上取得了少有的胜利，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著名海战。祥兴二年（1279），马背民族踏海而进，在崖山海面给南宋水军最后一击，彻底结束宋王朝。
作为草原民族，蒙元陆上骑兵的力量震惊欧亚大陆，这一点并不奇怪。然而，在宋蒙开战后短短四十年内，蒙古水军不断壮大，并在海上最后灭亡南宋，对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过程，萧启庆先生有精彩分析，从中可以看出，陆上水战发展到海战过程中，海上武装力量的不断成熟，及其与海防起源的关联。萧启庆指出：蒙古水军在襄樊地区能够和宋军抗衡，而从海上出击南宋的计划却未易实行。这说明，虽然陆上水战与海战有联系，水军从内河到海上有时只是一步之遥，但是作战地点的转换对水军的要求不一样，所受气候、海浪、离岸距离、水面宽度等天然因素差异较大，水军海战的技术要求要比陆上水战高，尤其是舰船规格和航海技术。所以水军从内河出海作战，有时虽然似乎顺其自然，但作为海防兴起的重要标志——海军，必须以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如此一来，真正意义上的海防的起源也会推迟。
从孙光圻先生《中国古代航海史》对古代航海史的分期来看，唐以后至明代中叶，中国航海持续繁荣、全盛、顶峰时期，海防起源于这一大历史阶段是完全可能的。元朝前期，海外用兵接连不断，尽管最后失败，但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是元朝官方海上武装力量的一度强大。由此，海上方向成为国防的重要方向。海防起源成为可能。
就战略思想而言，“御敌于国门之外”在陆战中有时备受批评而代之以“诱敌深入”，但在海战中往往是可行的，因为与陆地相比，海洋明显缺少天然屏障，缺乏诱敌深入的条件，即便是在近海海岛作战，也容易被敌方识破，因此，海战往往是各方真实海上武装力量的直接对抗。
俄国的彼得大帝有一句形象的名言：任何一个统治者，如果只有陆军，他就只有一只手，如果他也有海军舰队，他就有两只手了。官方海上武装力量在古代中国并非专有，很长时期内是陆上水军力量的延伸，以此来界定传统海防起源时尤其要注意。海洋型政权重在“攻”，大陆型政权重在“守”，而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一定的战争条件下，陆上内河武装力量会转变为海上武装力量，不过，直至晚清，近代化海上武装力量出现以后仍被惯称“水师”，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三、 时代背景与周边关系
以上从海防起源的前提和关键要素为视角，通过对明代以前与海防有关的典型史料（学界常用）的分析，理出了传统海防的大致线索，笔者认为界定传统海防起源的时间还必须有一个催生海防必要条件，就是政权立国的时代背景及其周边关系。
海防作为一国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是一种国家行为，所以，一个政权重心转向海洋（至少陆海兼顾）的背景下出现海防起源因素的可能性较大，很难想象一个始终以陆疆为重心的政权会真正重视海防，最多只会出现偶然的、无意识的“准海防行为”。中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这为国家政策的转型提供宏大时代背景。及至南宋，背海立国，又面临金朝、蒙元来自陆上和海上的军事威胁，因此，南宋才有可能把沿海防御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建设作为维持政权生存的大问题加以重视，（与之同样重要的是江防）正是这种“刺激—回应”的动力，才能促使海防的起源。时人把海口防御看成维系王朝生存的三大军事区之一:“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钱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涉海无半日之顷。江淮固要津，守御既备，仓促有惕，未足为腹心之忧。巨海梯航，快风顺水，自海而入，不信宿而自捣吾腹心所在。江淮之师虽列百万，各坚守御，岂能应缓急之援？”可见，海口防御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江淮和首都。
元朝尽管兴起于内亚草原，但在陆上征战成功后，从海上出击，多次发动海外战争，失败之后在沿海转向防御，主要是对内防范盗寇、对外遏制“倭患”。
沿海“盗贼”的活动，影响了元朝在东南统治的稳定，至大元年（1308），朝廷力图强化沿海防务：“江浙行省海贼出没，杀虏军民。其已获者，例合结案待报，宜从中书省、也可札鲁忽赤遣官，同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审录无冤，弃之于市。其未获者，督责追捕，自首者原罪给粟，能禽其党者加赏。”至正初年，形势严峻起来，朝廷“以海寇起，欲于浙东温、台、庆元等路立水军万户镇之”。这些举措未必都落到实处，但充分反映出元朝的海防意识。
数次海外征战的失败，促使元朝逐渐由攻转守。两次元日战争，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所以元朝沿海守军的防御对象主要是日本。战后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舟至庆元，求互市，因为舟中甲仗皆具，所以元廷恐其有异图，诏立都元帅府，令哈剌歹将之，以防海道。大德八年（1304），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十年（1306），倭商有庆等抵达庆元贸易，以金铠甲为献，元廷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戒备之。至大元年（1308），发生了日本商船焚掠庆元的严重事件，元廷大惊，“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三分取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延祐三年（1316），元廷以倭奴商舶来浙东贸易而致乱，派遣虎都铁木禄“宣慰闽、浙，抚戢兵民，海陆为之静谧云”。以对外层面而言，海防行为发生在两个陆疆不接壤的国家之间，使它摆脱了陆上军事行为的嫌疑，是走向纯粹海防的重大一步。
自从唐宋两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相继被外部政权遮断，宋代逐渐把重心移向东南之后，“东海”似乎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重要的交流空间，(P16)在这样的东亚周边关系局势下，作为重要交流内容之一的海防的起源可能性大大增加。另外，作为传统中国海外贸易兴起后应运而生的市舶司机构和市舶制度，历经唐、宋、元、明四代，与海防有着一定的关系。由市舶事务引发海防问题的应对，而海防举措的实施也会影响市舶制度的兴衰，这在元、明两代较为突出，如元至大元年（1308）的庆元事件、明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等，经济交往和海防问题交织在一起，但是，市舶制度本身与海防起源问题没有必然联系。
以今日中国海岸线而言，南宋是海防局部起源的时期，元代大一统的海防继承南宋，江浙行省（即南宋统治核心区，包括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成为海防重点。至明代，实现了海岸全线防御。不过，总体而言，直至明清时代的传统中国，在陆地—海洋之间的转型并未成功：在内亚地区游牧民族持续性的威胁面前，中国人产生了陆地情结；历代王朝不重视沿海地区，使之逐渐成为控制力很弱的边界地区，这与西方海洋强国强力控制沿海地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海防的起源、发展、成型，恰恰是陆地农耕文化顽固抗拒时代大潮的一曲悲歌。
四、余论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察，本文认为，把传统中国海防起源界定在宋元时代较为适宜。中国传统海防起源呈现出间歇性、渐进性、局部地区优先的特点。这是由各个时期王朝立国的时代背景及其对海洋的重视程度所决定的，后者又要考虑到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的经济文化因素。
从领土面积而言，中国是一个陆上大国，也是一个海上大国。就人们的意识而言，国人认识到陆上大国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与之相比，要认识到海上大国，更是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其背后是民族主义意识与现实利益诉求复杂交织所形成的强大认知推动力。
浙江、福建、广东是海防行为发生较多的地区，这与它们拥有众多分散的海岛有关，而海岛防御也是这些地区海防的关键。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沙船、福船、广船）发源于这三个地区，也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注解。政治中心位于北方濒海地区的政权时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海防行为的增多也是必然的。辽鲁、浙闽、粤桂成为三大海防区，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对应，晚清三大海军的设置便是由此决定的。中国海岸线从辽宁到广西，18000多公里，从海防角度来说，只有国家统一才可能建立完整独立的海防体系，元代开启的600多年大一统局面对于中国海防形成的意义不言自明。
海防起源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或许可以继续存疑和存异，不必过分纠结，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海防意识、行为的细部考察，从古人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汲取经验，结合当前海防形势，预见性地制定海洋战略，更好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安全生存这个重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当代人看似平常而事实上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从容应对突变局面，这是研究海防史及其相关问题的最终现实归宿。
【注】文章原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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