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如果问东晋的皇帝是谁？大多数人不知道。但东晋陶渊明的名字在后世几乎家喻户晓，如雷贯耳，说起陶渊明，立马背诵“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陶渊明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其实，陶渊明的诗作在晋朝并不合众意，不受时人的崇尚，而无多大声名，更不是当代名家。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历经冷落和寂寞后，才被慧眼识珠的文人逐步发现和认识， “大江东去浪淘去”（苏东坡诗句），一个时代的名家和精典要经过长年的浪淘之后，由后人盖棺定论。在晋朝不知有多少望门贵族、名人大家被浪淘掉了，陶渊明的诗不是当时的名人大家，但后来却光照日月。后世越来越多的文人对陶渊明产生崇敬与仰慕。
陶渊明为何受到历代文人的崇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品和淡薄名利的归隐；二是陶渊明诗文的成就，推崇其 “平淡、自然”的诗风。陶渊明在人品和淡泊名利与他的诗风之间，有密切而自然的联系。古人说：“文如其人”
在陶渊明一生中，是他的思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魅力，辞官归隐，在躬耕的田园生活中保持高洁。一方面他在客观的自然环境中感受自然的生活，一方面是他人生修炼的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更能影响陶渊明的思想倾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五》“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在陶渊明的诗中大多是体现自然的田园山水，这自然的田园山水是他最本质的精神寄托，滋养了他那淡泊的心志，从而达到情与境的和谐，神与物的相融。
在人人皆醉的社会中能使陶渊明感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安贫乐道。大自然的田园山水、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使他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脉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陶渊明的诗中体现出他对淳朴的田园大自然的热爱而处世达观。所谓生死、名利、权贵、荣辱都是累人之物，“甚念感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 ·神释》）
陶渊明是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求真求实，既注重历史的真又注重现实生活的实，更注重个人的思想情感的真又注重个人襟怀的实，这种真和实，是他人生和诗文比较完美的真实。然而，对自然的理解表现出他的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浑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无论是陶渊明提倡文学思想的真实，还是推崇诗文作品的自然，他就是为了酣畅痛快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一》在这样的大自然环境中，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共话桑麻、饮酒言笑的质朴生活是陶渊明人生的超越。从而使其诗纯朴自然、高远拔俗，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
陶渊明死后，他生前的好友颜延之（和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写了《陶征士诔》只是对陶渊明的人品节操大加赞许，不提陶渊明的诗文成就，当然不能全怪颜延之，在南朝人看来，陶诗过于质直，不足称道。这是当时的诗人对陶渊明的共同态度。因此，颜延之只用“学非称师、文取旨达”来作小评。也就是说，陶渊明的诗在当时根本没有声名，更谈不上受到时人的重视。那时的诗坛，玄风独帜，称霸诗坛的许询，孙绰、庾亮、桓温等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后是谢灵运以富丽精工，生动细致的山水诗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而陶渊明平淡自然的田园诗却未登大雅之堂。487年陶渊明死后60年，时称“文学泰斗”的沈约，在编撰《宋书》时，仅列陶渊明事迹入《隐逸传》并且极力宣传他的“嗜酒”和退隐，但对他最重要的诗文，却只字不提。
南朝的钟嵘是文学批评家，摆脱传统偏见，开始评论陶渊明诗的人，他在《诗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据此将陶渊明置于中品。钟嵘对陶渊明诗的评价并不高，置于中品。
直至唐朝，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才开始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在惠州时，依陶渊明原韵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